以“多元耦合”的力量解决机制难题——从五个维度初探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指导意见》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协商过程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诉求在不断提高。而我国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则存在较多缺陷,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尚不成熟。公众往往无法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公众作为城市的主要服务对象,需要在地方城市环境治理中找到有效的途径表达自我的利益。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是一个经典的公众通过与政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决策和民意协调一致的成功案例。本文通过对该案侧中公众与政府博弈过程的分析,以指导公众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也为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的更为有效的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思考。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协商过程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的诉求在不断提高.而我国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则存在较多缺陷,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尚不成熟.公众往往无法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公众作为城市的主要服务对象,需要在地方城市环境治理中找到有效的途径表达自我的利益.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是一个经典的公众通过与政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决策和民意协调一致的成功案例.本文通过对该案例中公众与政府博弈过程的分析,以指导公众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也为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的更为有效的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思考.     

基于演化博弈的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分析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未能准确把握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作用机理及其对政府监管效果的具体影响,致使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及监管的相关政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之间演化博弈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探究了多元主体参与对环境治理系统稳定演化结果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对政府监管效果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组织对环境治理系统达到最优情形具有更大贡献;公众参与过多可能会造成政府“懒政”现象的出现。研究结果有利于明晰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其对政府监管效果的具体影响,为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监管模式创新提供借鉴。     

治理视角下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深圳、桂林、苏北、太原四地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的分析

以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深圳、桂林、苏北、太原四地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进行分析,总结相关经验,并剖析现阶段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及其背后原因。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带来的资源聚集优势是我国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由此引发的路径依赖则造成了方案缺乏内生性与持续性、市场与社会等主体的制度执行能力较弱的局面。为此,须在健全相关制度与体制机制的条件下构建差异化的多元治理模式。即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与社会作用的经济治理体系,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从增强法治意识、加强企业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增加资金投入、优化课程设置与培训等角度提高多元主体的制度执行能力。     

中国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视角

基于201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和噪声环境治理的效果,以及在这四类环境污染下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感受不同,导致公众在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也不同;公众对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污染治理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其原因在于上述类型环境污染对公众造成的直观感受较深,短期内对健康威胁较大;而公众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效果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公众对中轻度大气污染的直观感受不深刻,短期内健康未受到大气污染的明显影响;公众参与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不高。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多元主体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融入村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通过构建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和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权责分摊及竞合关系,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轨迹,揭示其协同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1）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策略的变动将同时对另外两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政府与企业,村民的参与力度也会有效影响博弈结果。（2）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考虑在于参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短期上,政府应加大对不参与污染治理企业的处罚力度;长期上,政府需有效增加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补贴,扩大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正面效应。（3）政府对企业治理行为无法完全监管,村民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间接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效果。     

国际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新常态下,如何开展环保社会治理?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治理的部署。当前,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2014年颁布的新《环境保护法》。在这个"史上最严格的环保法"中,政府责任、管理权限、处罚力度、企业义务、公众权利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给人们带来很高的期待。其中,"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被单列一章,内容包括清洁环境、绿色生     

走出环境治理的困境：我国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与运行保障

“政府主导”是我国环境治理的主要特征,同时“政府失灵”也是我国环境治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治理与善治理论为公众参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我国,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机制既有理想中的功能,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外部运行环境方面的障碍。因此,在探讨机制的建构和运行时,一方面要深究引入公众参与制度之缘由,另一方面也须充分考虑如何克服其局限性,并排除其外部运行障碍,这样才能避免“参与失灵”现象的发生。     

环境税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协同行为演化博弈及仿真研究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博弈模型,采用拟生灭过程演化博弈分析了不同的环境税水平下主体博弈的演化均衡状态以及实现协同治理的环境税制条件,并分析了环境治理博弈突变率和主体学习能力对主体博弈演化均衡状态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环境治理主体博弈的演化过程中,环境税率对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的实现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在不同的政府监管力度差异和企业治理力度差异条件下,环境税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性;环境治理主体的学习能力降低和治理系统突变率提高都会显著降低主体间的协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最后为促进我国政府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探析

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区域内利益相关方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从而改变过去以政府为主从上而下的单中心治理模式。文章以京津冀环境治理问题入手分析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总结了多中心治理与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状,尝试着提出基于政府、企业、民众、非政府环保组织"四中心"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分析其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以及利用"道德"的力量促使环境治理目标实现的必要性。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路径探究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分权、公众认知与地方环境治理效率

利用2003~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用BCC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然后,用Tobit模型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较低,综合效率平均值仅为0.637,而且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财政分权和公众认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均对地方环境治理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最后,建议在完善财政分权体制下,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提高地方政府环境财政支出的技术效率;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建立经济-环境福利共享的收入增长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     

公众参与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与实际运用——来自“厦门PX事件”的启示

＂厦门PX事件＂已经成为当今政府执政方式改革的样版,促使政府开始关注如何处理不断成长的市民社会与公共治理的关系,如何将民意纳入到公共决策中。市民社会的兴起引起了公众不断成长的参与意识。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公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政策危机,以追求公共治理的新局面。公共治理很大程度需要将民意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引入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中。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政府监管失灵、公众预期调整与低信任陷阱——基于乳品行业质量监管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环境伦理与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关系研究——基于SBM-VRS模型

基于京津冀等地2003-2010年面板数据,从政府、企业和公众各主体出发,先用SBM-VRS模型测算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再采用回归模型来分析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与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从整体而言,京津冀等地政府环境伦理行为、企业环境伦理行为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公众环境伦理行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地域而言,不同省市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方面提出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各个省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