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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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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增长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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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然《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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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1990～2011年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及相关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增长及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1）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1990～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近些年呈下降趋势，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尤其要提高东部TFP增长水平。东部地区GDP增长率和TFP增长高度正相关（尤其是第三阶段），说明东部地区提高TFP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有促进作用。（3）提高中、西部固定资本存量水平。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9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正相关性．说明中、西部地区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存量的方式提高GDP潜在增长率。（4）提高劳动增长率。全国GDP增长率趋势值与劳动增长率趋势值高度正相关，提高劳动增长率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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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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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1979-2020 被引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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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豫媚 陈彦斌《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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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对1979-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核算,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1979-202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结果显示2012-2014年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放缓,但下降幅度有限,这表明当前经济增长的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但是,由于中国面临潜在通货膨胀风险,因此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的经济下行风险。本文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至6.3%的低位。由于中长期内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会保持一致,所以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故不应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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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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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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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然 陆明涛《金融评论》,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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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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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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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规避“棘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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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向东《新财富》,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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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要避免步人“棘轮困境”，最为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度创新或者技术创新来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否则只能接受经济增速下台阶的现实。当然，对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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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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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初始动力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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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 陈前《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2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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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分析1978--200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以及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变动方向不一致，因此把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不准确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制度创新才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初始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和途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彰显了中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中国现存的制度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降低。因此，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将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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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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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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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胜《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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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信息化引入经济增长函数中，利用 VAR 模型对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首先，构建包含信息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信息化、劳动和资本三者共同决定。其次，利用 VAR 模型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发现二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并最终趋于消失。此外，分行业讨论了信息化对各产业的影响，发现信息化对各产业的冲击持续时间存在差异。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应加快信息化建设，并通过信息化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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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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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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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春 孙萌《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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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技术扩散模型阐释,中国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它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和可吸收的世界先进技术集合的乘积。金融改革通过消除经济扭曲提升我国的吸收能力。如果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对外贸易扩散到中国,那么对外贸易和金融改革在增长中就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对外贸易(出口或进出口)和金融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该结论在控制条件收敛、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分省和时间效应后成立,并在解决贸易的内生性后仍然稳健。将该结论和我们已发现的金融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有显著的互补作用的结果相对照,可见,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先进技术更可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扩散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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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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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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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娜 李楠《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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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我国东北三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特别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部分，发现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要素投入，但是其贡献率趋势却逐渐下降，而依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同时发现目前资本效率下降以及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将会对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在指出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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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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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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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聪 苏曌《工业技术经济》,2016年第3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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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本文通过研究城镇化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按照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随着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会放缓。本文建议要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中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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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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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与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的检验(1978—2008) 被引次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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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辉 靳涛《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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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内,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自由及其增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越自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经济自由不仅直接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同时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途径产生间接的影响。分指标检验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城乡人口流动自由、金融自由和非国有化都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率,而通货膨胀、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干预则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方法表明,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这使我们认识到推进经济自由并不是单纯的制度建设,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耦合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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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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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潜在增长率究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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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发展》,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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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会在8%以上,目前盛行的对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担忧未免夸大其词。经济数据的波动、增长乏力,不断引发这一轮增长放缓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争论。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在8%以上。目前盛行的对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担忧未免夸大其词。这里分别从劳动力、资本存量、全要素生产率几个方面探讨其对中国未来5~10年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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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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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与增长目标的设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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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前荣 徐玮应《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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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和创新不足将从供给面角度对经济增长形成硬约束,需求面的变化则对经济增长形成软约束.由于供给和需求面的双重约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都会下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2012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7.91％,“十三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望维持在7.0％左右,建议将2014-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7.5％左右,“十三五”时期将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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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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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对称效应——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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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依民《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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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两个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了以产出缺口代表的经济周期波动对潜在产出增长率和未来三年实际产出平均增长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两者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的门限效应。当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时,产出缺口对两者负向影响的程度是最大的;当经济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时,产出缺口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未来平均增长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是最小的。政府在面临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时,应该在政策上引导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重视经济系统自身的调节和修复功能,从而使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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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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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和经济增长模式——R&D模型对中国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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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 王智强《当代财经》,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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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沿的部分,它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R&D模型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归结于知识生产函数中两种投入要素——知识和资本的规模报酬,并且把经济的长期增长模式区分成三种类型:稳定性均衡、非稳定性均衡和半稳定性均衡。文章首次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来判断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2004-2006年中国24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稳定性均衡的类型,新知识的生产对知识和资本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经济会在某个增长率稳定下来,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比例和储蓄率的上升,在长期内都不会改变这个稳定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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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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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扩张、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制度创新 被引次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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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李绍荣 李笋雨《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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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持续利用扩张性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最终将会把经济带入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的状态 ,即滞胀状态。这是被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证实的结论。然而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发现 ,在中国经济中消费物价指数和货币指数 (狭义货币指数和广义货币指数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这说明从长时段的角度看 ,货币是消费物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短期看 ,货币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增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一年 ,影响程度是基础货币增长率的 3 2 % ;第二阶段是由新增基础货币所导致的新增广义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阶段为期两年四个月 ,影响程度是新增广义货币增长率的 2 5 3 %。只要能够持续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 ,那么在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利用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或透资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原因是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会大大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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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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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基于二元结构奥肯定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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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 李隽 王哲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24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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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上推导出二元社会下的奥肯定律,以及二元社会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用实际数据对中国奥肯定律进行了测算,同时得到了我国1986～2004年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水平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对我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应努力阻止实际增长率达到其潜在的水平,并在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要努力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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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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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中国对美出口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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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浩 张璟霖 罗洋《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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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建立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中国对美出口的分析模型,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期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愿望很难有效实现,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幅增长是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有较大关联的,而且这种需求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短期内,对美出口的增长远胜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所期望减少的出口;美国国民收入水平有拉动人民币升值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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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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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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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湃 吴映雪《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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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利用我国从1978-2006年以来的物质资本存量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二者相互影响,在长期内存在均衡关系,在短期内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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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准确性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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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林 王立勇《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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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纷纷对中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包括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本文通过对已有观点进行梳理和评析后发现,比较各学者和机构对经济增长率预测存在一定差异,预测质量不断提高,准确率有所提升,其中80%的预测准确。通过已有对2012年经济实际增长率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预测者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下行阶段,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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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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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的绩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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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延超 刘舜佳《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9年第23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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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结合起来,采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就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和经济增长率组成的系统在长期构成一个稳定的过程,其中自主创新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均对我国经济增长在长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和经济增长率所组成的协整系统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特别明显,自主创新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净效应为正,而合作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基于此,提出相应策略以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构筑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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