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较大。能源消费在三次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1978-2008年度的数据,采用协调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对能源消费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而第三产业则相反,其短期效应为-0.653041,长期效应为0.601860。第一、第三产业是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而第二产业与能源消费互为因果关系。     

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5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TFP和产业结构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TFP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结构.在影响TFP的因素中,FDI、市场化以及基础设施对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最终消费率与能源效率呈倒U关系.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与能源利用效率呈反方向变动,第三产业比重与其呈正方向变动.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TFP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关系,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大,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非工业部门则对电力较敏感;新技术的应用、新产业的出现、新能源的推广,推动了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改变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传统的内在联系。     

我国终端能源消费因素分析及实证研究——基于Laspeyres指数分解技术

运用Laspeyres指数完全分解技术对1995—2008年我国六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变动进行量化分析,分解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能源消费变动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终端能耗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中技术进步的节能潜力要远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潜力。     

辽宁省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研究

构建了辽宁省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VAR模型,并应用辽宁省1978—2010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辽宁省能源消费与各类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其中,重工业比重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长期影响最为显著,第三产业比重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中都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能源消费的扰动与其他因素相比是最不显著的。     

浙江能源消费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浙江省能源消耗基本概况的基础之上,将能源消费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长和技术水平变化导致的能源消费增长,并通过计算各个因素对能源消费增长影响的大小,为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提供参考.     

重庆市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重庆市1980-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对重庆市的能源消费以及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重庆市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是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因此要缓解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费需求压力,只有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通过科学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费均衡发展。     

河北省经济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的能源消费现状和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迪氏因素分解法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于河北省完成“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费强度分解的基础上,利用Fran觭ois Lescaroux(2008)的方法、matlab数据处理软件对2001—2010年8个生产部门能源消费数据集中研究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等要素分解模型。通过因素分解,重点分析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耗竭能源过程中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可再生能源迅速增长减缓了能源强度的下降,而主要支持能源强度下降的还通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产业结构变动在一些时期是能源强度下降的因素,在有些时期为能源强度减缓下降或上升做出贡献,其影响并不固定。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降低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对策建议。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表明，能源消费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值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长期均衡来看，能源消费对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值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同向拉动作用，通过这些分析结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从产业发展角度解决能源供求问题的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

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能源消费减缓的原因。与国内外一些学者观点不同的是 ,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是非常显著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是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2 0世纪 90年中期以后 ,除产业结构外 ,这些因素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有所增强 ,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反向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角度,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三大产业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三大产业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却不相同。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产业的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增长率的上升。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六大产业部门构成之间关系的分析显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是推动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上升的主要力量。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本文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各产业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对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给予了解释。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碳强度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依据IPCC中的碳排放系数和不变价GDP计算了1978—2010年中国的碳强度,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与碳强度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强度与煤炭消费比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煤炭消费比重对碳强度的贡献度较大,并具有持久的冲击作用;第三产业比重与碳强度负相关,短期内其影响稍弱。因此,降低煤炭消费比率和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有利于降低碳强度。     

能源消费、结构突变与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5

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支撑,但是在理论上,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本文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合结构穿变分析,实证检验基于生产函数的能源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大跃进"的终结与大庆油田的量产,引发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变迁,导致1961年能源消费也现结构突变.这使得1952-2005年能源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1962-2005年二者间具有协整关系.在短期能源消费内生于经济增长,长期中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变动的诱因.需要指也的是,如果忽略产业结构的影响,会低估能源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山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别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阶段,各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程度差异显著。其中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能耗较高,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能耗较低且经济贡献率高。基于对山西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陕西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陕西能源消费量剧增,而导致能源消费量变化的因素很多,如何甄别出关键的影响因素并据之进行控制,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基于1995～2009年陕西能源消费量及表征经济发展的诸变量的统计数据,借鉴因素分解及因果关系分析技术,定量研究陕西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通过因素分解技术,发现经济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及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引起陕西能源消费量变动的主要因素,通过因果关系分析技术,发现经济总量、能源消费强度及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是能源消费总量的格兰杰因,并据之提出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约束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能源消耗的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近年来，随着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的瓶颈制约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文主要分析河北省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变动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能源消耗强度变动的成因，提出相关建议。对于河北省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实现能源供应和消费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IPCC推荐的碳排放计算公式,测算了2000年到2011年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分析了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动态特征,并利用LMDI分析其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期间,浙江省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的趋势,浙江省碳排放处于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高峰阶段的过渡期。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量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变化起到抑制作用。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和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变化均对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正向驱动作用。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2005—2016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面板数据,对其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收敛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出规模、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各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存在收敛,且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各省之间的差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2)除能源结构变化对中部六省碳排放表现为负效应之外,其余五个因素对其碳排放均表现为正效应,各效应按累积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产出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3)各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碳排放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产出规模扩大对湖南能源碳排放拉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下降对湖南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产业结构变化仅对山西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人口规模变化仅对安徽省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变动对安徽、河南以及湖北能源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