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控制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77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存在N型曲线关系,但是这种N型曲线关系在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上表现不稳定;②股改前,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而与公司价值存在N型曲线关系。股改后,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视角

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Baker et al.(2016)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意愿及规模,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存在卖空限制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两种渠道.此外,大股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进行股权质押将加剧系统性风险.本研究不仅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因素.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治理——风险承担视角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作为反映上市金融机构治理状况的指标,利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2007-2011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状况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与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分指数股东治理指数和监事会治理指数与上市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也呈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金融危机公司治理层面的制度动因假说。同时进一步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持股比例对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这也是我国金融机构能够幸免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治理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量研究从企业业绩指标的特征、企业自身经营特点、公司治理以及面临的管制环境等层面解释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西方的相关研究提出了"经理权力论",认为在经理薪酬制定中存在管理者壁垒.这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大股东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背景存在差异,研究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应该结合我国企业的股权特征.股权结构、董事会等治理特征,会计盈余等业绩度量特征、政府干预和薪酬管制等现实问题对我国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预期能够在"大股东控制"的代理冲突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股权结构、交叉上市与注册会计师服务需求

上市公司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需求是否受到股权结构和股票交叉上市环境的影响,对于注册会计师面向市场需要改善服务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国有企业性质、两权分离度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U型关系;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交叉上市正相关.在交叉上市条件下,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两权分离度的负相关性更强,而对非审计服务与股权制衡度的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削弱.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时应充分考虑股权分离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权制衡度等股权结构因素的影响,警惕由这些因素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审计风险,遵循准则,谨慎执业.     

政府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者权益保护

文章从政府控制的制度层面因素出发,以大股东资金侵占为研究载体,考察中国机构投资者的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已具备股东积极主义的动机和能力,能抑制大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从而客观上保护投资者权益;然而,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采取股东积极主叉行为受到更多的限制,其抑制大股东资金侵占行为,客观上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效果较差;并且主要是体现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这意味着制度层面的政府控制因素对公司层面的机构投资者的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实证分析

对沪深两市2009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情况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如公司规模、上市年限、审计机构、大股东股权比例都对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产生影响。其中,规模越大,大股东股权比例越高的公司越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相反,审计机构规模越大,上市年限越长,越不愿意披露。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质押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其大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给企业带来了一定风险。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参与质押公司性质及质押股份性质。研究发现:大股东高比例质押会显著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高比例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负相关关系更强;相对于限售股,当质押股份为流通股时,高比例质押使企业投资效率更低。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受到大股东控制的影响,股权结构会对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8~2012年沪深两市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提升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抑制大股东控制对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后的结果显示:大股东控制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和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提升效应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并且股权制衡对大股东控制降低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与管理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股权分散化,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后,出于和大股东相同的追求股权价值最大化的目的,管理层有可能成为虚假信息披露的直接提供者,与大股东合谋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利用核以及类Shapley值概念分析了两者合谋的根源和实现条件,结果表明:除了加强各自的收益、成本控制外,对其中一方参数(如持股比例)的控制会影响到另一方参与合谋的积极性,通过相互约束可以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从而实现上市公司的良性发展。     

股权结构与重组的互动

<正> 企业重组在国内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将大大推动收购重组活动的开展,在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这两种收购方式中,权衡成本收益的考虑,协议收购更加令人关注。在我们看来,上市公司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股份组成的集合体,由于特定的状况,除了流通股之外,国家股、法人股以及转配股是固化的,但是通过拟买壳上市的企业与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其它股东之间的股权买卖,这些相对固化的股权就能流动起来。显然,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以上市公司为目标公司,非上市公司(也有上市公司,但比例较小)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从而更换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权转让的企业重组行为。那么,哪些上市公司容易成为拟买壳上市企业的收购对象呢?或者说,针对上市公司做出什么“文章”可     

旅游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契约实施困境——制度成因与经济后果

推行以剩余索取权为核心的股权激励契约是旅游上市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也是缓解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法权上生产资料国有与事实上人力资本私有这一内在制度冲突的有效路径.然而自2005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以来,A股旅游上市公司仍未突破以年薪制为主导的管理层薪酬契约非效率均衡状态,管理层"象征性持股"与"零持股"现象普遍.本文以终极控制权为逻辑起点,采用Baron和Kenny提出的逐步法,对中国本土情境下A股旅游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契约实施困境的制度成因与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以年薪制为主导的薪酬契约设计中,管理层低持股困境对旅游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国有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金字塔式控股结构是其症结所在.建议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类推进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产权架构顶层设计出发探索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改革范本.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一大股东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利用2002年在深沪两地上市交易的1181家上市公司的02~04连续三年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法人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法人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关系不显著。     

国企混改、风险承担与地区市场化差异——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承担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利用2014-2020年A股上市的国企数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股权制衡与委派高管治理与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在整体上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企混改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国企混改要注重完善公司的治理体系,合理确定非国有资本的股权比例以及要结合地区实情开展因地制宜的混改策略等建议.     

物流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物流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就其2005年末和2007年末的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进行了对比，分别分析了两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支持了物流类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