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兑现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我国人口红利枯竭及应对措施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近几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生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导致的人口红利枯竭危机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本文从抚养比、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人口红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对我国人口红利枯竭的对策建议。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的减轻产生了人口红利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劳动力负担每降低1个百分点,促使人均产出增加0.176个百分点。短期而言,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由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解释。但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稳定和老龄化的加速,未来劳动力负担变化将由老年赡养负担主导,随之引起的经济效应将发生改变。为此,应抓住剩余30年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人口红利期积累的成果迅速推进人口结构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红利区域经济增长 ——以云南为例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红利具有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已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收获了较多的人口红利,西部地区的"城归"现象使得部分劳动力回流,有助于改善云贵等西部地区的境况.我们从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衡量标准出发,在分析我国人口红利面临困境后对云南人口红利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人力资本理论看我国农村劳动教育培训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也发生改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的下降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就如何发掘农村劳动力潜力,从而二次发挥我国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做出简单探讨。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力工”何时不再徘徊于街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分化,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试图通过对街头劳动力市场中力工群体的调查研究,描述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趋势,揭示了他们缘何徘徊于街头,并且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关注。     

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合力模型”的构建

在借鉴"推-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全过程出发,构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合力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90年代以来劳动力价值问题研究述评

文章概述了90年代以来理论界在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范围、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与按劳分配、智力劳动力工资的理论解释问题上提出的许多新的观点并作出了简要的评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如：劳动力价格背离价值的理论问题，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的现实问题，劳动力的特殊性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等值得深入探讨，以使劳动价值论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文章提出了一个包含制度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将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因素归结为产业结构转换所形成的初始动力、二级动力、后续动力与制度和政策调控力,并分别对各动力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了1980～1995年和1996～2004年两个时期内各动力因素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Qrobot”＆“ifttt”

可以说。有了ifttt。Qrobot将再也不会只是个玩具。因为ifttt一脚把Qrobot蹋进了未来。     

"传承"与"永恒"

要成为“传承”的理由,“永恒”是唯一条件。如一墅一宅因纯美传承;珍宝美钻因罕有传承。“永恒”从来是我们在世间万物更迭中追求的永不落幕的篇章。2008年11月8日,一场难得的“稀世、永恒”赏鉴盛宴在合生帝景山庄揭开序幕。     

超越“左”与“右”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借"桥"上"路"

一、新亚欧大陆桥是宝鸡经济起飞的"跑道" 宝鸡市位于陕、甘、川、宁四省区结合部,处于四个对称省会城市西安、兰州、成都、银川的中心位置,是国家:"一五"、"三线"时期在关中西部布局的老工业基地,是国家规划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在我国境内除郑州、徐州外的第三个交通大十字.     

"分"与"和"的智慧——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解读

在荀子“义分则和”的理念中,“和”、“义”直接继承了孔、孟思想,而“分”主要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与孔孟以“敬与让”言“礼”不同,荀子则主要以“分”言“礼”。荀子的“分”有四个层面意蕴:何为“分”、为何“分”、如何“分”、向何“分”;“和”则贯穿于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荀子的“义分则和”思想具有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