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进行研发活动。文章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特点等进行了分析,然后选择了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结合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外商投资动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昆山台资企业问卷调查的研究

本文在考察外商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对昆山台资企业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实证分析了昆山台资企业投资的基本动机和选择在昆山投资主要看重的区位因素。结果表明,市场导向型、成本导向性、垄断优势导向型与竞争合作导向型的台资企业分别偏重市场、成本、政策服务与投入供应配套的区位因子。不同规模、不同产品类型的企业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区位偏好。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对利用和管理外资提出了相应的启示。     

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方式选择多样化的诸因素初探

本文对研发投资的多种方式进行了区别;采用偏相关关系分析及案例分析方法分别、依次论述了市场、企业、技术各因素对研发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均适应选择研发投资方式多样化;并对其中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采用多样化研发投资方式效果大于采用单一方式.     

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影响分析:以区域为主

文章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韩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韩国对投资东道国的进出口。以韩国连续五年进行直接投资的38个国家为对象,研究时间从1990年到2016年,投资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段时间是因为韩国从1990年正式积极展开海外直接投资。为了分析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及出口的影响,将取在现有研究的解释变量当中普遍使用的控制变量。文章分别海外直接投资额和累计额进行分析,自变量采取母国(韩国)和东道国(38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母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分析结果,对全体38个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显示正的相关关系,如果韩国扩大海外直接投资,韩国向投资对象国的出口也会增加,由此会产生拉动出口的效果。按区域的进出口效应分析结果,在亚洲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显示正的显著性关系。在欧洲地区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产生正相关,但对出口在统计上显示不显著。随着在美洲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韩国向美洲地区的出口也增加,而对进口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上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显示显著的关系。从此分析结果可知,韩国在亚洲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对这些地区的韩国进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于文献视角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IFDI),还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OFDI)。在此背景之下,文章分别从投资动因,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进行综述,并着重对比分析三个研究主题下两类不同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研究关注点和实证发现的异同。文章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具有主流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性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优势建立后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获取关键资源以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为目的的重要手段。(2)两类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的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传统区位因子,关系因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3)两类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而空间异质性的来源为中国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来源国)间的国别差异。最后,文章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多国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

研究探讨中国多国籍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架构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公司层面因素,以资源基础观点面来分析,检验中国多国籍企业是否因为拥有独特优势,使得他们去海外直接投资;第二个层面为国家层面因素,以制度理论面来分析,探讨母公司所在中国省份的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的公司形态是否会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以1991-2018年中国多国籍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发现中国多国籍企业拥有营运成本低的优势,会促使他们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而母公司注册于高开放程度的省份,也会使中国多国籍企业有能力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且去海外直接投资的多数为国有企业.     

企业研发投资财税激励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运用企业R&D投资行为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同时对我国2000—2009年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以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实证检验,目的在于对我国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财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对比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此项政策需要继续加强,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在规模和方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与海外投资

在中国国外投资流入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造成的东道国优势下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134个国家2008—2018年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障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受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影响,在生产要素获取动机、非自然资源获取动机与非技术获取动机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存在经济体和地域差异,在G20国家、亚洲、美洲及非洲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的促进中国海外投资流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制度差异的视角

环境规制水平绝对低并不是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成长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形成基于不同默会知识的组织程序,改变组织程序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制度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扩张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基于logit模型对2003~2011年113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差异、民主程度差异和政策稳定性差异与直接投资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各省份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实证研究

应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我国28个省、直辖市1998—2005年期间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数据,对各地区吸引海外研发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吸引海外R&D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在于该地区的科技实力;通过比较各地区吸引FDI和吸引海外R&D投资的情况发现,海外R&D投资对东道国市场因素的关注程度要明显低于FDI;另外,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具有明显的集聚特性。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组织与管理问题述评

随着中国企业从“制造商”向“投资家”的转变，建立海外研发机构进而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创新成果，成为中国企业实现创新驱动的重要转型升级道路。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后发国家企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动机和组织管理特征有别于发达国家企业，但遗憾的是针对后发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组织与管理问题的详细分析还没有系统展开，研究结论比较分散。以此为切入点，对比式地梳理国外企业和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设立动机、进入模式、战略定位和组织形式等若干海外研发组织与管理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潜在研究方向。结论有利于弥补已有海外技术投资领域对新兴市场企业关注不足的缺陷，可为未来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实证研究提供文献基础。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动因、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研发活动也日益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本文以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制造类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从事海外研发活动的动因,并深入探讨了这些研发活动的区位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从事海外经营时间长短、海外生产规模大小都对其海外研发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而东道国经济发展环境、要素禀赋差异、经济地理因素则对这些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选择存在着重要影响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伴随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增加及其作用显现,跨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是一个急待揭示的课题.文章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市场竞争程度、FDI的区位分布是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重要区位决定因素,当地政府研发支持及其政策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验证,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主要是为了支持其在华的市场营销和生产.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为强化市场竞争、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跨国研发.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我国R&D投入模式的合理性判断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或中级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一阶段的R&D投入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企业与政府双主导型的模式,而我国目前企业的R&D投入占全社会R&D投入的比例高达70%以上,是典型的企业主导模式。对于这一模式的合理性,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应该提高政府的R&D投入比例,遵循双主导模式,也有人认为,由于时代变迁,后发国家的运行轨迹可能不同于先发国家,比如后发国家日本,在工业化第二阶段就是采用企业主导模式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不管是先发国家的模式还是后发国家的模式,我们都不可以直接套用其标准,而是应该具体分析我国目前模式的成因以及对R&D活动造成的影响,才能判断其合理性,并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补贴介入下军工企业研发助力的“迷失”

研发投入与财政补贴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选取我国军工上市企业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我国军工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滞后性推动作用;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有所“迷失”。研究结论为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活动影响企业成长提供了新证据,为研究军工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经济后果及如何适应军民融合进程拓展了新视角。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产融结合对制造企业研发投资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吗

研发投资的高回报吸引着制造企业扩大投资规模，而研发投资的高风险又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企业融资约束。产融结合是否既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调节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不足、又能约束投资惯性调节其投资过度呢？以2007—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对制造企业研发投资具有缓解研发投资不足、加重研发投资过度的单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产融结合有效缓解研发投资不足、加重研发投资过度的机理，并对如何利用产融结合增强制造企业有效投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JP〗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