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粤港澳海洋经济合作的几点思考

粤港澳经济合作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得最为深入的区域之一,合作领域广泛,合作层次深入,合作机制比较成熟。在粤港澳各领域的合作中,海洋经济方面的合作还稍显薄弱。但如果考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海洋经济又是一个未来经济竞争中不可或缺的战略领域。本文尝试解析粤港澳如何充分发挥各自在发展海洋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优化配置资源,依靠区域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基于社会资本的科技创新策略——以粤港澳为例

2009年颁布的《珠三角发展纲要》把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推动粤港澳经济合作战略重点转移的核心举措之一.本文以近几年颇为学术界认同的解释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本”为研究工具,在对粤港澳区域科技创新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培育区域创新网络为核心的区域社会资本是促进粤港澳科技创新发展的首要任务.理论建议是,将区域创新机构离散化;多节点发展区域创新网络:加强区域间企业的纵横关联.实践对策是:促进三地高校等研发机构的科技合作;完善粤港澳科技园与研发机构的合作机制;建立利于创新网络的信任型区域文化;建立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的组织保障.     

以自贸区为平台加强粤港澳金融合作

正粤港澳金融合作与创新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存在的制约因素和制度障碍仍然比较突出。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广东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将深化金融改革列入十三项重要工作部署之中。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深化金融合作是未来粤港澳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潜力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粤港澳经济关系进一步走向融合,但金融业由于受到制度差异、法律规范和市场监管的约束和障碍,没有与实体经济的合作同步发展,影响了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后广东将在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CEPA先行先试的带动下,以前海、横琴、南沙为创新引擎以及广州、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为平台,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打造金融强省,提高三地综合竞争实力,以应对金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     

创新发展精准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实施新发展理念,深化粤港澳合作新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粤港从过去单一的制造业合作模式发展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时并举发展,稍后又是以服务业发展为主的合作模式.新时期除了继续完善原有效的合作模式外,还应当结合新要求,创新拓展更多的合作模式,如果说加强在一带一路,发展自由贸易区以及拓展粤港澳区域经济、教育等内容的合作是粤港澳合作发展的新模式,那么,新时期推出的大湾区建设则成为粤港澳合作发展中又一崭新的合作模式.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制度瓶颈,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低,与行政区划相关联的制度安排以及基于市场经济合作制度的缺失割裂了区域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推进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区域合作制度的供给主体是政府,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构建区域合作制度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市场与政府等几方面的关系.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制度实施机制形成区域合作制度的基本架构.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国际形象

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东亚各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成上升态势.但在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区域合作制度创新以及非经济因素等方面,中国国际形象仍然面临挑战.中国应从完善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和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几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自身国际形象.     

南海区域经济治理视角下海南自贸港与香港联动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基于南海区域经济治理的视角，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与香港联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价值与机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南海经济地理区域内，琼港联动发展有助于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港，实现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海南自贸港的战略目标。最后，提出琼港联动发展的新路径：在理念层面，琼港共同秉持互利共赢的新发展理念；在制度层面，琼港进行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包括对接自由贸易规则、共同参与构建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利益层面，琼港加强建构共同利益，包括加强产业联动与金融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合作。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2011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复在连云港市设立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要求以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为宗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强化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地区的服务和支撑作用,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径,建成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     

广东“三圈一带”海洋经济合作开发研究报告

【编者按】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该课题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深感广东做大做强海洋经济的重要出路在于与周边省份和地区的加强合作。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才能扩大海洋经济发展空间,解决海洋开发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课题组提出了“三圈一带”海洋经济合作开发的构想。“三圈”是指“粤港澳海洋经济圈”、“粤闽台海洋经济圈”和“粤桂琼海洋经济圈”;“一带”是指“蓝色经济带”。本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启动“三圈一带”建设,将广东的海洋开发重心往远推到南海,和兄弟省份合作加快南海资源开发;通过构建“粤港澳海洋经济圈”,充分利用香港进行专项海洋开发的国际融资。我们相信,“三圈一带”构想启动以后,既能解决海洋开发的资金难题,又将丰富包括粤港澳合作在内的区域合作内涵。更重要的是将完善广东海洋经济的外延格局,平衡地区发展,稳步提升广东的海洋竞争能力,提升整体科学发展的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物流枢纽的战略思考——新起点、新挑战、新任务与新举措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如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因此,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广东经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和创新增长极,物流应该先行,实现物流融合带动城市融合发展,实现物流联动带动产业联动发展,进而为发挥"9+1+1>11"的效果奠定基础.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的区域研发效率评价——四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研究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国内外典型湾区发展经验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启示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经国务院批准纳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发展区域,地处辽宁南部沿海,辐射东北地区,是带动辽宁乃至东北振兴的巨大引擎。介绍了国际三个著名湾区和我国新建的粤港澳湾区建设的现状和成功经验,总结出湾区要成功发展必须要实现政府与市场的通力合作;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多中心治理下的组织模式;提升高校院所对全湾区发展的扶持作用;建立企业准入"负面清单",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升级以及立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等意见。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推动东北地区振兴。     

大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统称为大珠江三角洲)利用“前店后厂“的分工协作模式,形成了外向依赖型明显、以轻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生产体系,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近年来,这种生产体系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却存在着生产效益低下、产业升级乏力、国际竞争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该生产体系主要由产品生产环节构成,进行着相对简单的生产活动,缺乏产业创新和自我提升的动力.因此,大珠江三角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必须调整和完善地区的生产体系,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合作的层次;另外,通过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方式的改革,构筑高效的分工合作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2)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3)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     

港澳台—中国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

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瞩目。作为对外开放的典型标志,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贸易排名第二、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经济体。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港澳台地区功不可没,甚至可言,如果没有同文同种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港澳台与中国内地的密切经贸往来,中国对外开放将经历较长的探索阶段。港澳台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也是迄今最主要的投资者,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推动者,也是中国进军国际市场的最重要中介与平台。无论是珠三角经济带还是长三角经济带,港澳台企业都是重要的支柱力量。中国最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是与香港和澳门签署的,今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港澳台地区将成为核心。     

两岸四地经济的互补促进与西部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为港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港澳回归后，两岸四地经济合作将在更大的层面上展示，以实现互促互补，同生共长；而西部大开发则为两岸四地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