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创新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运用DEA方法计算制造业和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使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流通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绩效。结果表明,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运用D-M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效率提升对流通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存在内生性影响,而对流通业技术推广没有影响。运用2SLS处理模型的内生性,进一步支持流通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山西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

为探明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效率的缘由,文章基于山西省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山西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并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2001—2008年期间,山西省制造业总体及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增长趋势,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贡献较小,甚至会"拖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相对效率评价方法,首先测算了制造业28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指数,对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结论认为,我国制造业行业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差异显著,多数行业不能达到技术与规模同时有效,但随时间推移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增长态势;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规模效率则表现为下降趋势,加快行业技术进步,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必将成为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战略选择。     

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研究

以山东省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1年山东省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998—2011年间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了13.3%。山东制造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技术进步的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因素,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阻碍作用。     

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各行业效率变化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选取5个投入指标和4个产出指标对1995—2008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的4个细分行业进行多投入、多产出的动态效率测度。结果表明:1995—2008年期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2.3%,这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的结果,其贡献率分别为11.1%和1.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其次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共同推动;然后依次是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技术进步是两者的主要推动力量。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山西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山西省制造业29个行业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分解和测算了山西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山西省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水平低,导致技术效率负增长,即使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增长较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因技术效率的负增长而减缓;各行业间纯技术效率的差异导致了技术效率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本研究在丰富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为山西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     

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长三角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对TFP增长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我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江苏、浙江、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最后,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对上海、江苏和浙江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作用显著,且产业集聚的作用大于企业规模的作用。     

环境约束下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分析

本文引入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比分析环境约束和无约束情形下的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生产率增长状况。进一步的,本文分别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及技术效率指数作为生产率增长指标,选取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科技投入、环境污染和行业属性作为解释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环境约束下生产率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忽略环境约束会低估制造业技术效率水平及其指数,但会高估技术进步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对生产率增长均有显著影响。     

地区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农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为探寻提高我国农药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与生产效率增长的关系,分别运用区位熵测算了我国农药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农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专业化水平对农药常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专业化积极地促进了农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通过对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回归来看,专业化主要通过效率改善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企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技术效率的改善都有显著负面影响;对技术进步的变化也有负作用,但无统计上的显著性.资本密集度对TFP增长、技术效率改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FDI对农药制造业的TFP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改善等均无明显影响.产权结构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的农药产业技术进步,但对TFP的增长、技术效率改善均无统计上的显著性.     

FDI和产业集聚对TFP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上海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指数;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上海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与技术进步效应研究

构建融入全球价值链（GVC）与技术进步效应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1999-201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融入GVC的程度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融入GVC程度指数整体呈现“W”型特征,2015年相比1999年呈上升趋势,各细分行业技术进步较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融入GVC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阻碍效应的存在,导致融入GVC与全要素生产率两者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这是对融入GVC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相关观点的重新认识。另外,产权制度因素、高素质科研人员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步;研发投入强度、出口密集度、条件建设强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但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融入GVC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利用2004—2020年中国11大军工集团财务报表数据，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运用LP方法计算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增长率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但低于高技术产业增速，说明国防工业技术进步比较明显，但进步速率还不够高；各细分军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其它军工行业高。收敛性分析表明，国防工业中，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企业对较高企业具有追赶效应。建议军工行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行业，促进军工行业协调发展；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先进民用技术转军用。     

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B＆CⅡ模型,使用Coelli编制的软件＂Frontier＂4.1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进行了估计,计算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分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针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各种因素,如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素质,就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对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一个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电信设备市场,给幼小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冲击和市场竞争压力。为了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逐渐建立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成长。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跨国公司进入与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跨国公司对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其作用机理的分析,发现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四种效应促进了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即生产效应、竞争与学习效应、市场效应和内部研发效应。     

国际贸易、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国际贸易、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9年间,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但其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显著。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并没有促进其生产率增长,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持续的自主研发,而立足于自主研发途径的技术吸收也促进了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因此,在研发设计新产品过程中,高技术产业应具备生产中间产品的能力,减少对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主要取决于研发投入,但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应注重通过管理和制度创新提升技术效率。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差异研究 ——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业聚集视角

利用2009-2019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将产业创新过程划分为知识生产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区位熵指数对产业集聚度进行测量，通过Malmquist指数计算区域创新效率，构建两阶段知识生产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并未呈现传统的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并且知识生产阶段的区域创新效率高于成果转化阶段。同时，面板随机前沿回归结果显示，产业集聚阻碍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不利于区域创新，而来自政府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会在知识生产阶段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阻碍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与企业两个方面给出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的相关建议。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效率评价

利用2006—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色金属工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静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生产效率整体偏低,受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较显著;整个行业的无效率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无效率,且行业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行业抵抗突发性经济危机的能力较脆弱;有色金属工业生产效率的省际差异逐渐拉大,个别省份的生产效率极低。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的动态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0年期间,受技术进步这一主动力的影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率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交相波动决定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     

国外电信行业规制改革比较及启示

国外电信行业规制的演变表明，行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电信企业行为和绩效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电信行业的网络经济特性、全域生产方式总是与多元化独立运营主体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竞争条件下电信规制存在的依据；电信规制制度的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来自产业内部；目前国际电信行业尤其是美国电信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电信行业发展的规律。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