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福建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非农就业的行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便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福建省的非农就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得出福建省非农就业行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长期以来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特征,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具体阐述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城地区以大量企业及相对发达的各种要素市场为第一优势,吸纳了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地企业就业。教育总体上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却位居第二。在远城地区教育对增大农村非农就业倾向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显著。各种文化水平的影响都普遍促进了劳动者到外地企业就业,但对进入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促进却并不普遍,其中初中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作用更显著些;高中教育提高农民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倾向最为明显。耕地数量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对其在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影响也不显著。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农民进入本地企业的就业倾向,劳动者供养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农户拥有的非农业和农业生产性资产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强边远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发展乡企和私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劳动供求信息系统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产业发展、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笔者在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类型分为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基础上,利用2009年河南农村住户和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种植与非农就业具有互补作用;非农产业发展对本地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但较为微弱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加大粮食补贴、发展非农经济以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建议。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与转移效益的实证分析

计划经济体制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就业政策的调整使农民逐步有了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本文用定量方法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和效益，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因素，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快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     

基于需求视角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城镇单位行业间就业为依托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一直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对于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技术进步类型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将对行业间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计划、偏向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性的技术进步类型和瞄准性的政策扶持方案,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利用 1 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并试图从微观层面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 ,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 ,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 ,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 ,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     

不同所有制部门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CHNS)1993年和2000年的数据,对影响个人进入不同所有制部门(这里指国有部门、集体部门、传统农业以及私人制及其它部门)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各个部门间就业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由于可以将就业部门划分为四个类别,文章采用了多元Logit模型计量回归。为了减少劳动力就业的"自选择"问题,将调查期间成年劳动力中"尚无工作"的一组作为参照项引入。回归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单独考虑解释变量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就业概率的影响,另一种是添加了性别和其他解释变量的交叉项来验证性别差异对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单独考虑性别因素,不添加交叉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就业的男女差异明显。性别交叉项在决定进入不同所有制部门就业的概率上并没有显著的作用。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     

社会资本及其本地化程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西部沿边地区的实证分析

考察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资本及其结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我们认为,作为就业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西部边疆农村地区可用社会资本的限制、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之间合理配置的需求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抑制了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此外,社会资本结构中存在相反作用的两种力量使其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确定。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