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说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有效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市场并不是无摩擦的完美世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资本化过程;而财政压力下政府又有很强的干预金融的动机和行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作用有一定的抑制,当前经济资本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偏移,引起金融资源向投机领域过快集中,而政府的干预也影响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进一步明确政府边界、实行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才能更好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效应。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促进机制探讨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机制,探讨高等教育在提升人力资本,推动技术进步,加快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提出政府应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政府干预、知识资源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双重门限效应

构建政府干预与区域创新绩效知识资源门限模型,利用中国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价值链绩效影响知识资源的门限效应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技术开发阶段,政府干预阻碍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但随着知识资源增长,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在技术吸收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与对外开放度正向影响创新价值链3个阶段,但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水平、自然资源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绩效并非起到线性阻碍作用,受知识资源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创新价值链阶段性差异,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政府干预应基于资源和动态演化视角进行资源配置。     

政府干预、知识资源与区域创新绩效

构建政府干预与区域创新绩效知识资源门限模型，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价值链绩效影响知识资源的门限效应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技术开发阶段，政府干预阻碍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但随着知识资源增长，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在技术吸收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与对外开放度正向影响创新价值链3个阶段，但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水平、自然资源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绩效并非起到线性阻碍作用，受知识资源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创新价值链阶段性差异，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政府干预应基于资源和动态演化视角进行资源配置。     

中国最低工资增长及其就业效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最低工资制度不仅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也是对劳资间相对权力关系和积累的制度环境的协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并非单一的外生性保护政策干预,也是积累进程中劳动者生存环境、劳动力供求条件以及经济增长体制改变内生作用的结果.最低工资增长标示着普通劳动者收入提升,亦可能通过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和需求效应,驱动就业与工资的同向增长.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不足、公共政策保护性增强等因素相关联,但同时与中国经济增长体制转变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验分析显示,当前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推动潜在的青年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且不会导致失业率的提升.充分发掘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提升带来的正向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变的必要选择.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跨期模型来揭示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5—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由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较低质量的劳动力只能在传统部门从事生产,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门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也减少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从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现状入手,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力资本提升角度分别阐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提升有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提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效度测量的各种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否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政府干预等视角,运用多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②互联网产业集聚和资源错配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从而抑制无效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提升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质量,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③互联网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时,改善邻近地区资本错配;④政府干预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互联网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的影响。鉴于此,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发挥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要素流动量与质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干预也要适度。     

经济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分析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从经济学上讲,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高等教育与就业的成本投入与预期产出及投资收益率和预期收益率不成比例、高等教育进一步的普及导致高等文凭优势减弱、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产生差异,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对就业吸纳能力差。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与日俱增,以往大学的“精英教育”势必向“大众教育”转变,如果教育质量提高与招生数量上升不相匹配,不能按照市场要求培养毕业生,那么,就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加大就业困难。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

本文通过解析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就业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使用模式;第二部分阐述改革以来劳动使用模式变化、劳动力市场发育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产生的诱致效应;第三部分实际估计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劳动资源重新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部分分析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转换的潜力;第五部分是简要总结,归纳一些政策性涵义。一、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工业优先…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及未来发展趋势

劳动力投入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投入的数量及质量变化趋势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发现综合考虑数量以及质量变化后,中国的劳动投入在1978-2012年间平均增长3.3%,其中数量变化对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为45%,质量变化对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一半。展望"十三五",受人口转型影响,中国就业人口数量将总体趋于下降;而随着劳动力继续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继续稳步提升,中国劳动力质量将继续提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     

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对外开放与高资本积累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鲜明。文章首先指出 :1)尽管现在贸易摩擦频繁 ,但中国的贸易增长仍有空间 ;2 )虽然现实的储蓄缺口已经消失 ,但考虑到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资本形成缺口依然很大 ,仍有引进外资的必要。文章接着分析 :由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与资本形成机制上存在着政府干预形成的严重扭曲 ,从而在增长过程中不断累积着“结构扭曲”的风险。面临金融开放 ,这种扭曲的结构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快中国的非农化进程 ,同时消除制度性扭曲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减少外部冲击风险 ,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本文探讨的主线。     

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探析

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就业增加,用技术和劳动力替代自然资源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合理化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老龄化问题突出。当前,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东部沿海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劳动力就业仍不充分。政府应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人力资源开发。     

财政支农、劳动力流转与农业经济增长

推动农业经济增长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利用全国26个省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分组视角，应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考察现阶段中国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其分组差异，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为新时代揭示农业经济增长驱动性因素提供可靠依据。研究发现，从全国看，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从分区看，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显著，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显著。因而，从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两方面，针对不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区域，提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构建与测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服务业在对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中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权重比例。缺失服务业增长质量的有效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亦将无法实现。因此,对中国服务业的增长质量进行准确判断显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由14个基础指标组成的测度服务业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978—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质量指数有了较大的提升,其中服务业增长的福利变化有了较大改进,而服务业增长的资源利用、增长的结构、增长的稳定性方面改进程度相对较低。     

人口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就业增加,用技术和劳动力替代自然资源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合理化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老龄化问题突出。当前,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东部沿海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但劳动力就业仍不充分。政府应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人力资源开发。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影响因素与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资源环境约束、企业成本上升、需求结构不合理、国际经济环境压力、产业安全冲突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等诸多矛盾;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能够得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的支撑,又面临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的制约;中国经济的走向取决于对经济发展中矛盾的化解、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经济波动的另一种解释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着手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影响资本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并解释中国改革以来资本深化的原因及其过程中的投资效率变化,通过一个包含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和金融发展的动态框架分析了这种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地方政府通过进入管制和信贷干预影响了资本深化路径,进而影响了投资储蓄转化机制,最终影响了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宏观调控和财政改革的影响亦能在本文框架内得到较好的解释。     

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经济增长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高等教育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智力支持。文章以甘肃省为例,利用1978—2009年数据对甘肃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并未能够表现出来。     

政府公共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只在短期影响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已不能与经验研究相一致。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政府须干预市场,政府对私人投资的补充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