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影响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非木材林产品是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在陕南山区1400个入户调查样本,本文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对比和似不相关估计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     

可持续性VS政治经济学：西方农村生计方法研究进展与启示

生计概念因消除农村贫困和促进农村发展而产生,农村生计始终伴随着生计研究并始终是生计研究的中心。农村生计思想和实践起源于西方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最典型的是以国家干预为导向的农村援助性生计、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户能动性生计以及基于权利的可持续性生计。西方农村生计思想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农村生计的概念化和生计方法的兴起,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增强了人们对农村生计的理解和实践;而另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方法因过度物质化、层次化和忽视社会结构而饱受批评,从结构、时间和空间对其进行修正已成为农村生计研究的重要方向。政治经济学的生计方法有效规避了可持续生计方法的缺陷,融合了结构和行动双重属性而为构建包容性的农村生计提供了可能。政治经济学的生计方法为我国农村生计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我国当前迈向全面乡村振兴阶段的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襄阳市襄州区失地农民为例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模型为研究基础,以农民的生计资本为框架核心,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襄阳市襄州区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与其自主创业意愿的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其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了评价,并针对研究的结果分析,提出了促进该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相关对策.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古浪县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变迁问题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11年武威市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提出"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文章立足于武威市生态移民点,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得到关于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一手资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说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武威市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均有所提高,其中物质资本的增长尤为显著。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不同类型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代表性行业已经成为如今社会的主要经济发展支柱,旅游愈发呈现大众化趋势,追求不同和新奇成为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多种类型的旅游景区,或是人文或是自然,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经营和管理需要选用不同的模式和方案.本文就以不同类型旅游景区的经营和管理为题,从旅游景区的几种分类方法开始着手分析,进而就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模式研究,希望所有旅游景区都能够拥有适合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在不破坏旅游资源的同时,更好的发展当地经济,提高旅游业的发展.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地方政府在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景区行为中的功能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景区投资成为民营资本进军旅游产业的一个重点。本文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对民营资本投资景区的政府行为进行探讨,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