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有关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惟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入效应。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挤出效应,并分析了这种挤出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工程的扶贫效益——基于联立方程的分析

个人和家庭特征对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针对公共利益的公共投资对消除贫困和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投资也需要讲究效益,本文在分析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成本收益和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的总方程式。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从成本收益上看,是由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收益和成本来决定的;从影响因素上看。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是农村公共工程的目标选择、位置效应、时间效应、覆盖面、漏出效应、挤出效应、资金使用效率及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投资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等途径提高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     

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资本溢价与技能溢价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会影响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的观点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走低的形势下,有必要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带来的影响。文章聚焦我国制造业,构建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的内生模型,数理演绎人工智能技术对二者的影响机制,并根据我国情势分别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走势提出命题,基于我国制造业1993-2019年的省际数据,应用四方程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进行了实证检验,进一步地,区分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对人工智能技术影响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的直接效应和偏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先发地区资本溢价呈微降趋势,技能溢价呈现显著极化态势；后发地区资本溢价呈上升趋势,技能溢价处于”U”型低谷区。相较于后发地区,先发地区资本溢价和技能溢价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反应更敏感、作用效果更强,且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要素结构、技术效率结构缓解资本溢价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劳动结构、技能效率结构增强技能溢价水平。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挤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从短期与长期、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替代与互补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具有替代性,增加公共投资会"挤出"等量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可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从而"挤进"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方向由这两种对立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政府在公共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应加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使私人投资者产生正确的理性预期,将项目投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的领域.     

基础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进展

公共投资支出差异是造成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之一。在公共投资支出中,又以基础建设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以其拉动总需求的直接效应,降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成本的间接效应,以及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从总量角度去考察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绩效的作用,而应该更细致地考察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并根据投资收益的大小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量上的基础建设投资并不缺乏,但缺乏合适的投资结构和地区分布。     

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 ——基于组织层面的考察

与国外工会不同,中国工会具有维护国家稳定发展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双重职能定位,因此,进城农民工参与工会是否存在收入溢价效应还有较大争议.本文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农民工参与工会对工资性收入及福利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参与工会的农民工月工资收入高出未参与者28.7％,可见,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存在收入溢价效应.(2)中国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收入溢价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北方地区收入溢价效应比南方地区高14.9％;西部地区收入溢价效应比中部地区高29.2％,比东部地区高31.9％.(3)参与工会农民工的福利性收入显著高出未参与工会者的35.8％,且地区差异也较为显著,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高6.6％.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参与工会收入溢价效应主要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合同保护、提高维权意识及提高职业技能等运行机制实现的.     

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效应分析

首先采用Diamond模型对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1980~2005年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及各项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经验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公共投资则挤入了私人投资,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长期和短期都挤出了私人投资,社会文教支出长期挤入了私人投资,短期挤出了私人投资。     

政府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考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任何一种事业都有其投入与产出。投入就意味着支付一定的代价或称做成本;产出则可获得一定的利益或称为效益。但进行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应包括的成本和效益的内容不同于私人项目。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特点、理论及其原则。     

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与非中心城市创造业成长:市场势力、生产率及其配置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企业成长与企业间关系的双重维度,以是否存在生产率溢价为切入点打开市场势力"黑箱",厘清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市场势力、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溢价效应,能够通过生产率溢价引致的成本路径以及定价能力引致的价格路径共同推动市场势力的提升;伴随着生产率与市场势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率离散度与市场势力离散度趋向降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速公路对市场势力、生产率以及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主要源于企业性质、行业特性与城市区位等因素差异。本文研究证实,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非中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     

上海股市"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基于流动性溢价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国内外关于流动性溢价存在性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个股数据,以换手率作为流动性因子,从股市和行业子股市两个角度,构建Panel Data固定效应变系数回归模型,在流动性溢价存在的情况下,对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说明:股市整体和行业子股市都不存在流动性溢价的"规模效应"和"价值效应"。最后,给出了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     

“挤入”还是“挤出”?中国农村的公共转移支付与私人转移支付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之间的联系,检验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转移支付的非线性挤出效应。采用两阶段heckman方法,第一阶段因变量为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可能性,第二阶段的因变量为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数量。私人转移支付发出方的动机是交换动机,公共转移支付只是增加了私人转移支付的可能性,但公共转移支付并没有影响私人转移支付数量;私人转移支付动机并不是非线性的;把公共转移支付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后,两类公共转移支付对净私人转移支付数量也没有影响。     

我国创新支持政策:理论分析及其有效性检验

本文在一个累积创新框架下分析了各种创新支持政策的作用机理,并检验了我国相应政策工具在促进私人研发作用上的有效性。运用我国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发现,直接资助以及高校提供的公共研发对企业私人研发产生替代效应,科研机构提供的公共研发对企业研发具有促进效应,而专利保护政策对企业研发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结果,本文推断:信息不对称和项目的不可验证性导致的道德风险,高校研发以应用技术为主的导向未得到根本转变以及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偏低,是导致我国创新支持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公共资本性支出是否挤出私人投资——基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运用pmg方法,就公共资本性支出对私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的基建支出、文教科卫支出和教育支出对私人投资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正向影响,特别是教育支出不仅直接扩大私人投资,而且还通过产出间接带动私人投资。这些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扩大教育、文教科卫和基建等公共资本性投入,不但不会阻碍私人投资,反而会刺激私人投资。     

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

本文认真梳理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文献,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寿命延长两个方面总结了人口老龄化的私人储蓄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评述了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储蓄影响的最新研究动态,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的研究成果,并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前景及启示做了展望和探讨。     

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调整的三维经济发展效应——基于六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从政府职能转型的视角,基于协整理论和VECM,运用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公共支出调整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三个维度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调整公共支出结构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在长期内能够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中部地区短期内公共支出规模调整和结构转型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不存在均衡关系,因此中部地区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调整和结构转型不是经济发展的短期原因.     

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基于人口视角的评价

利用中国2009年小城镇数据,从人口视角对小城镇公共产品地区配置公平性进行测算。发现人口维度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性总体水平不大,但公园个数、体育场馆、镇区绿化面积和医疗卫生单位数Gini系数相对较大,接近警界线水平。为增强地区公平性,文章提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公共产品密度,分类有重点加强各地小城镇公共产品供给的区域平衡之策。     

一级密封价格拍卖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是不能通过市场来有效提供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使得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成为可能。因此,从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入手,引入一级密封价格拍卖模型来分析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行性。     

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基于人口视角的评价

利用中国2009年小城镇数据,从人口视角对小城镇公共产品地区配置公平性进行测算.发现人口维度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性总体水平不大,但公园个数、体育场馆、镇区绿化面积和医疗卫生单位数Gini系数相对较大,接近警界线水平.为增强地区公平性,文章提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公共产品密度,分类有重点加强各地小城镇公共产品供给的区域平衡之策.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公共产品的提供：一个市场经济的视角

一般认为,私人产品只能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这一分析结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往往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绝对化和“一刀切”的倾向,把许多行业和商品纳入公共产品范畴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由此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较低。文章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及提供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列举,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讨论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认为公共产品应该引入市场机制进行提供,方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