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分析——以交通污染控制为例

经济学认为当机动车污染排放产生负外部性时最优政策工具就是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然而由于每一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水平不一,根据污染排放量直接征收庇古税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性的政策是对与机动车污染排放息息相关的燃油消费进行征税。文章在Diamo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最优间接庇古税模型,分析了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由于机动车使用年限、消费者收入水平、汽车排量选择偏好等影响燃油消费的异质性因素存在,最优间接庇古税只能是次优的;二是最优间接庇古税作为治理机动车污染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效率较低。     

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

本文将经济增长对于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对2000年以来工业部门数据的分析发现,“十五”期间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排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于抑制污染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SO2而言,工业部门的结构在“十五”期间污染密集程度加重,而对于COD来说,工业部门的结构趋向清洁化。2006年在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继续延续以往的趋势,但是结构效应却由以前的负面影响转变为正面影响,抑制了污染物的排放。     

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清洁增长?

选取我国制造业15个部门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2002年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及三种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全面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制造业对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全部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直接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我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污染密集型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很低,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不成立。(2)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间接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后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间接导致某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例如化学工业,因此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的论断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重新修订。(3)在不考虑产业关联时,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结构表现为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清洁增长,但考虑产业关联后,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间接效应导致制造业污染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增加,从深层次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清洁增长的结论存在局限性。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十一五”时期的实证研究

根据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原理,采用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十一五＂时期各个因素对我国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物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降低污染物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能源消耗、SO2和COD的排放来看,工业内部结构均趋向清洁化,但这种结构效应对降低污染排放的影响力度不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依然缓慢。     

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影响的经验分析

FDI主要流入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从直接效应来看,FDI流入并没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的增加,反而减少了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基于投入产出的计算结果,FDI对中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间接拉动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且FDI的间接效应只引起制造业中二氧化硫排放的上升,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的排放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各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科技投入也是造成污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     

环保投资对中国SO2减排的影响——基于LMDI的分解结果

本文使用对数平均的迪氏分解法（LMDI）,将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降低的技术效应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和污染排放处理效应。研究发现,1998-2009年,中国SO2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归功于污染排放处理效应,其次是能源消耗强度效应,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的贡献最小,甚至是反向的,这说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SO2减排主要依赖于末端治理和过程控制。本文还检验了2005-2009年中国30个地区环保投资对技术效应分解结果的影响,发现环保投资对能源消耗强度效应、污染排放处理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     

制造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基于不同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将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前者通过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扩大比重实现;后者通过"与用户相关的外溢"等机制实现。对我国1980-2010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发现:单纯从直接作用看,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进一步利用动态面板衡量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总和,发现制造业结构变动明显影响生产率的变动。这也说明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上海地区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在政府着力“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上海市1992-2015年人均GDP和三类雾霾污染指标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VAR计量模型研究了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与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相比要大;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上海市经济增长过程中雾霾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为制约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雾霾污染物.针对分析结果,文章还进一步对上海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开展技术创新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环境问题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依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经济、人口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却持续下降,这主要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等因素相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关系的数学模型可表述为E=β0Y-Y2.同时,为北京市进一步促进经济、人口、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混合技术效应、结构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治理技术效应和综合效应,并运用37个工业行业2001-2009年三种主要废气排放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得到如下结论: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在减排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对2001年甚至还加剧了环境污染;结构生产技术效应和结构治理技术效应都对废气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结构的不合理。     

Why did US air pollution decline after 1970?

US economic growth and air pollution were decoupled after 1970. Possible explanations include regulation, oil price shocks, technology and income growth. This paper uses VAR analysis to show that the 1970 Clean Air Act (CAA) may have actually increased pollution in the short run but led to accelerated improvements in abatement technology.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consumption growth had little direct effect while oil price increases caused small but significant emissions reductions. Recursive simulation shows that overall, the CAA, by accelerating improvements in abatement technology, reduced total emissions as of 1998 to 46% of what they would have been.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     

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负担的差异及对策研究

工业废气的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对各地区的气体污染物排放负担、工业生产贡献进行比较和模型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各地区气体污染物的负担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环境政策的差异造成的,据此,从提升清洁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污染治理和污染源管理等方面,提出更为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加工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83年～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FDI（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VECM模型以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加工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FDI的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的环境压力,短期两者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而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加工贸易都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我国的环境。     

辽河流域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污染压力研究——以氮污染为研究对象

水体中氮含量过高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使水质恶化,破坏水体生态平衡。氮污染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国家已将氨氮和氮氧化物列为"十二五"期间环境治理的重要污染指标。辽河流域大部分河段氨氮仍超过V类水质标准,支流水体污染依然十分严重。文章以辽河流域氮污染为研究对象,从农田化肥流失、畜禽养殖、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和城市径流五个方面估算了流域氮排放情况。结果表明:辽河流域2010年总氮排放量约13.6万吨,氨氮排放量约6.78万吨,居民生活和畜禽养殖排放合计分别占总氮和氨氮排放量的87%和90%,是流域氮污染的主要贡献方面;工业生产虽产生大量含氮废水,但工业废水和污染物的排放率较低,对环境污染的贡献有限,并不是流域氮污染的主要贡献者;短期内流域氮排放的削减幅度有限,未来一段时期内辽河流域氮污染的压力依然突出;对污染排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方式创新是削减流域氮污染高效可行的措施。     

Pollution effects of free trade areas: Simulations from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bstract

A two-factors, two-goods, three-countrie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develop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a Free Trade Area (FTA) on pollution emissions. It also makes it possibl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 discriminating commercial policy with alternative–non discriminating–policies, such as full trade liberalization or non-discriminating protec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is first developed in order to take into account country-differences in factor endow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marginal disutilities of pollution, as well as terms of trade effects. This model is subsequently calibrated and computed in accordance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The main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move from protection to FTA reduces world pollution emissions. A second result indicates that, in case of full trade liberalization, world pollution is further reduced.     

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1989～2006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计量模型,绘制了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市正在走上高增长、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环境政策的强力实施、环境技术的后发优势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北京市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