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演进——基于动态OP方法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工业行业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第二,使用动态OP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存活企业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幅贡献最大,低效率企业退出同样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第三,总进口增加、中间品进口增加和最终品进口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及各个分解部分增长;第四,国内企业竞争主要通过影响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而贸易自由化则主要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再配置,并以此推动总量生产率增长。     

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2006—2009年我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我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表明:2006—2009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4.3%,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1.6%,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2.7%,技术进步已失去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性优势地位;我国工业发展需注重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否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受到限制。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0-2012年

本文对一个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兼顾投入过量松弛和投入不足松弛.通过该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析了中国20002012年环境约束下30个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对其收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增长粗放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工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扩大了;如果忽视环境约束,会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估;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00—2010——基于参数共同边界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参数化共同边界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环境约束下2000—2010年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不仅绿色发展效率高,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更加贴近潜在水平;总体上,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而中西部地区却表现出负增长的现象,东部地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表现皆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纯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我国绿色全雩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甚至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从纯粹技术追赶来看,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不断靠近潜在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生产技术愈发落后于潜在水平的趋势;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三大区域都表现出技术发展空间不断压缩的现象。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方向的识别与估计

技术进步方向是决定经济增长和要素分配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技术进步方向的定量研究仍然十分欠缺。本文尝试在生产函数中同时引入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和劳动增强型生产率，直接在微观层面识别和估计技术进步方向。综合使用1999—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偏向性特征：劳动增强型生产率增速保持稳定，年均增长10%,带动产出年均增长1.0%;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带动产出年均增长2.5%,但金融危机过后尤其是2011年后增速明显放缓。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演进，有偏技术进步对产出的相对贡献不断提高，并在样本后期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估计结果还显示，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企业自身成长，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贡献有限，配置效率仍然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本文刻画了21世纪近20年中国制造业技术变迁的整体图景，可以为新常态下推动技术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撑。     

中国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基于PL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Petrin&Levinsohn(2011)(简称PL方法)提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方法,通过对2000～2007年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表明,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7%,其主要来源于存活企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应,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对各省制造业的分析发现,各省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他地区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这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且,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最后,生产率水平发生急剧变化的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不高,但对其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大,两者影响基本抵消;而生产率水平维持在高位的企业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     

我国煤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研究

应用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08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煤炭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对变动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煤炭行业的整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发展趋势良好;2001—2008年期间全国煤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6%,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煤炭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原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最后,给出提高我国煤炭行业生产率的建议。     

基于DEA的中国能源产业生产效率及生产率变动分析

本文基于DEA,对1997—2007年间我国29个主要能源生产省份的能源生产效率及生产率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产业生产效率的地区差异显著、平均水平较低,相对来说常规能源的生产效率发挥比较充分;总体看来,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规模效率的贡献较少;大多数省份的生产率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引起各地变化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本文运用共同边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4—2009年中国27家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成分,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在表示偏离共同边界的技术落差比率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呈"V"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平稳,城市商业银行逐步上升;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进步的,纯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动力,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进步都不明显,技术规模变化显示中国银行业趋向CRS边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纯技术赶超最优,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表现较弱;外资银行进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推动作用。     

What determines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firms by using Bayesian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of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firms from 2011 to 2016, using a Bayesian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Employing the “Bauer–Kumbhakar”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TFP growth is decomposed into the technology part and the market part.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TFP improvement of Chinese renewable energy firms is mainly due to technical progress, followed by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 market part, the mis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has hindered the TFP growth.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only for large firms, the TFP growth can benefit from the scale economy effect.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firms, state‐owned firms suffer much lower allocative efficiency.     

Government subsidy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dynamics: Evidence from China

Based on data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1999 to 2007,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aggreg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sʼ entry and exit. It also quantifies how government subsidies influence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By decomposing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into components,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allocation, entry, and exit effects, we found that aggregate TFP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follows an upward trend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is tendency originates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allocation, and exit effects. Moreover, the effects of these four components on aggregate TFP growth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regions, and ownership types are different. Furthermo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eallocation, and exit effects are important pathways for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promote aggregate TFP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FDI和产业集聚对TFP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上海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指数;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上海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异质性、出口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企业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所有制异质性作为“基础因子”,综合考察了多维度异质性特征、出口等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TFP因素对所有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现出明显的“创新自选择”效应;(2)出口参与因素显著提高了各类型企业的创新倾向,但出口密度因素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明显;(3)其他影响因素如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等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决策中表现各异。     

产业转移推动地区技术进步了吗?

产业转移政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分析产业转移的技术进步效应不仅是对当前政策效果的检验,也是确定政策进一步实施方向的关键。以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为样本,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分析承接产业转移对于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性。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承接产业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对于发展落后的地区而言,承接产业转移会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工业一些部门或生产环节的转出,东部地区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大幅上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是目前产业转移政策下最大的受益地区,承接外部产业转入,同时加速了地区技术进步;西部地区承接外部产业转入,也会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我国省际技术进步及其空间扩散分析

本文区分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增强省际数据横向可比性的基础上,应用DEA方法测算了1980—2004年各省区的TFP、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我们发现,我国的TFP总体上是增长的,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接着,我们应用非线性广义最小二乘法,探讨了省际技术进步的空间扩散问题,结果证实我国存在着从北京、上海、广东向其他省区的技术扩散,而且这种扩散依赖于空间距离;技术扩散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不仅能够带动自身的技术进步,而且能够促进其他省区的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DEA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使用非参数的DEA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88-2006年中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估计和测算,通过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来寻找农业TFP增长的源泉.实证表明,1988-2006年中国农业TFP增长较为显著,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顺周期的,各个省区的TFP增长差异性则较为明显.从其内部构成来看,TFP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改善的作用则很有限.另外,是否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会对TFP的估计产生较大影响.文章最终认为,应努力通过制度创新来消除农业技术扩散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进共同推动农业TFP增长.     

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长三角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对TFP增长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我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江苏、浙江、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最后,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对上海、江苏和浙江制造业行业TFP增长的作用显著,且产业集聚的作用大于企业规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