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对企业R&D决策的实证检验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现状及国际比较

企业是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加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欧盟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2019)》和调研数据,从研发经费投入及结构视角分析了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现状,并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已经是研发经费投入主体和执行主体;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具研发投资动力,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主体;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速较高,但研发经费投资规模和强度低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我国企业科学研究经费布局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严重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企业基础研究占比偏低与创新特性、企业使命、发展阶段、企业能力、体制机制等因素有关,新时代应重点引导和激励更多企业向"爱迪生象限"和"巴斯德象限"跃升。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背后: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基于资本投资视角的经验研究

以往的研究为政治联系带来的"扶持之手"提供了较多证据,而文章从资本投资视角探讨民营企业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掠夺之手"的侵害,虽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但却表现为较低的投资效率,并且不利于企业R&D投资;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掠夺之手"则未显著出现。文章认为,从资本投资角度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构建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弊大于利。     

企业产出视角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研究

金融科技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够发挥就业创造效应,但随之带来的效率提升又将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因此金融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基于企业产出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金融科技就业效应的存在性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业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规模扩大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促使产出“量”与“质”的双向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就业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明显。此外,金融科技既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质量。研究证实了金融科技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实现稳就业目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京津冀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从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视角出发,运用改良后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率和常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率受户籍政策影响较多,常住人口规模对区域内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具备经济收敛特征,同时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区域内人口的合理流动。因此,应从人口与产业互动出发,实施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并搭建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口流动顺畅通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和国内经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否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相应的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同时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负向作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会降低该负向作用；相较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影响较小。     

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与企业绩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对社会资本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兴趣迅速增长,经济学也从宏观、微观等层面就社会资本的影响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本文从微观层面对我国社会资本与私有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解释中国私有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当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流量与企业的扩展显著相关,而长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存量却显著影响了企业效率。     

“省直管县”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自河南省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针对河南省2004年开始实施的"省直管县"改革,本文采用基于PSM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对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了评估。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省直管县政策对直管县企业的资产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来看,直管政策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持续增强的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在实施后的3年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考虑到迁移企业的影响效应后,进一步的发现是,省直管县政策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省直管县政策事实上对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应谨慎推广"直管县"改革。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性分析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居民消费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增长动力。文章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两个层面进行了定性分析,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三方面建议。     

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个理论模拟

本文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倾向,从纯"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公共投资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即具备所谓的"后发优势",最后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并探讨了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     

“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脉络梳理与展望

加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着重从微观企业层面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本文阐述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介绍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准模型和分析框架,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经验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中发掘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视角的拓展、理论框架和模型方法的完善以及与相关研究领域的融合等。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广东与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民营企业根植本土,企业、技术和销售渠道都立足本土,是典型的内源型经济,是推进地区工业化,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形成了国有集体、外资和民营经济三足鼎立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因此,近几年来,全国经济较发达省份都非常重视民营企业地位的提高,并采取各种措施拓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主导着一个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所以,本文选取广东和江苏2005年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在总体实力、企业数量与规模、民营科技企业、民营企业的外向性、投资领域、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企业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