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流动成本与异质性就业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劳动力流动成本假设,分析了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时,异质性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区位和部门的就业选择。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模拟方法,文章研究发现:(1)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使得城市规模与消费者效用之间呈倒U型关系;(2)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域或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就业,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边缘地区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浙江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考

浙江经济在实现城市化发展战略时首先要进行区位调整,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区际归并。在进行区际归并的过程中,需要从传统的临江而居向“夹江而营”转变。针对浙江的实际应该有这样一些内容:杭州市的城市发展要摆脱对西湖的依赖,转到以钱塘江两岸发展为主,在此基础上再向杭州湾推进;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大城市以集聚各种资源;在增强宁波、温州城市功能外,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建一至两个大城市;在完成区际归并基础上,政府要着力资源整合与政策引导。要防止因盲目的区际归并造成许多后遗症,避免“城市病”,使浙江的城市化发展为浙江经济、社会在新世纪里再上一个新台阶服务。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技术系统多层级共同演化

考察了技术系统的特征,建立了技术多层级共同演化的互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技术系统多层级共同演化的过程以及共同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特征。结果表明,技术系统具有多层级性和耗散结构特征,同一层级的竞争合作机制、不同层级之间的多样性与选择机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机制,共同推动了技术系统从低层级向高层级技术创新递进扩张和从高层级向低层级递进选择的共同演化过程,报酬递增因素导致了技术系统多层级共同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特征。 ?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大城市居住区位演变浅议——以重庆为例

城市是人口聚居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择居行为和居住区位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拟通过对重庆市居住区位变化的分析，对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居住区位的演变趋势和基本规律作初步探讨。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美国都市工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在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美国县域尺度制造业分行业就业人数等数据源,通过区位熵分析、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方法,分析制造业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非大都市区、大都市区,尤其是大都市区核心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显示:与高级服务业和时尚消费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集聚于大都市区核心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日用化工、小型电子产品与家具制造业,集聚于大都市区外围区。多数都市工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而大部分装备制造业位于大都市区以外的地区,且市场集中度较高。与此不同的是,中国都市工业占制造业比例较低,且服务内容含量低,而重型工业多位于大城市,集中度低。研究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推动都市工业总量上的增长与结构上的深化,改变大中城市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重型工业拉动的格局,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入手,基于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跨越了门槛的城市可以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更好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匹配中提高效率,城市经济总量越大,集聚效益越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并不显著,随经济体量的扩大呈现倒U形变化.此结果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城市适合发展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需要鼓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我国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扩散研究:基于行业差异性的视角

本文从行业比较的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内部扩散发展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县生产性服务业总体上处于发展严重不足的阶段。从影响因子的计量比较看,第二产业发展规模、政府干预、土地成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由中心区向郊区扩散发展的影响最为广泛,而城市化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则相对分散。具体来说,第二产业规模是生产性服务业由中心区向郊区集聚的最大促进因素,政府规模则会妨碍生产性服务业向郊区的扩散,土地成本则因为行业不同产生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如城市土地成本上升,将有助于金融业向郊区县的扩散发展;但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而言,只会放慢其向郊区县扩散的步伐。     

基于集聚经济的我国城市化战略取向

集聚经济是我国城市化的最根本动力。由于大城市和城市群具有更强的集聚效应,所以,我国目前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战略是必然选择。基于产业链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为城市链作为我国未来城市化战略的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外部性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本地区出口升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区分城市规模后,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聚集于大城市阻碍了周边城市的出口升级.     

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

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创意阶层集聚、知识外部性与城市创新——来自20个大城市的证据*

城市创意阶层集聚是否有利于创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一个创意者居住选择模型，揭示了创意阶层集聚通过知识外部性推动城市创新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7—2012年中国20个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基准估计中，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知识外部性变量和其他环境变量，创意阶层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对城市和时期子样本的回归则显示，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表明，营造良好环境以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创新水平。     

城市异质性与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基于264个地级市的数据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降低了知识传播的空间阻隔,促进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9—2016年26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DID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不同规模和地理区位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高铁开通对超大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地理区位方面,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有效区间,高铁开通对距中心城市2小时圈层城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1小时圈层的城市,对3小时及以上圈层的城市影响较小。未来高铁建设,应充分认识城市规模与地理区位的差异影响,科学布局高铁站点;加强城市群内部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创新发展空间形态;培育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成为创新发展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东中部地区城市群金融集聚辐射分析

采用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东中部城市群金融集聚测度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赋权法与区位熵结合计算各地区金融集聚指数,并利用断裂点模型对城市群的金融集聚辐射范围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六大城市群与中部地区两大城市群相比,金融集聚程度更高,金融集聚辐射的范围更广。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金融集聚水平最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这三个城市群为中心的金融辐射格局。     

公共服务、城市规模与人才区位——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将城市规模引入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城市规模对人才区位的影响机制，并且利用2011-2017年CMDS微观数据匹配244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城市规模对公共服务影响人才区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只有当城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有效验证了理论预期；③分区域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门槛条件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人才流动呈现竞争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④分城市等级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门槛条件差异明显，满足门槛条件时，加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吸引人才效果会更显著。最后提出基于城市规模和区域异质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