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系统研究认为,影响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因素包括制度、政策、家庭收入、家庭内部决策等诸多方面,其机理是在农户经济理性前提下的成本、比较效益、理性预期等。农业税费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揭示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可以评价农业税费改革的政策绩效。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农地使用权和租赁与农业投资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热点问题。随着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同时耕种这两类土地:自家地和转入地。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农地流转变动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投资的影响。基于来自2000年和2009年6省两轮全国性代表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转入地上的有机肥施用概率和用量要比在自家地上的少;但随着农地租赁土地的稳定性提高,这种投资差异在缩小。     

安顺市西秀区农地流转中农户和业主比较分析

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安顺市西秀区的农地流转还处于自发阶段,农户和业主受到信息传导不畅、流转价格混乱等问题的影响。通过对西秀区农地流转中影响农户和业主的相关因素的调研,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建议,以期为黔中农地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区域环境约束下的农户投资行为——巩义市山地丘陵区100家农户的实例分析

根据对巩义市山地丘陵区100家农户投资行为的调研分析,农户投资与区域环境关系有如下特征①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投资;②不同社会环境下农户投资行为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农户投资愿望相对强烈、投资结构多元化,积极开放的制度、文化环境促进农户投资;③随着经济水平提高,自然环境对农户投资影响能力降低,社会环境的影响能力上升,但农户投资在经济水平高时地域特征更明显。基于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分析,提出加强农户投资能力建设与农区发展相关建议。     

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连云港市的实证

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户是农地经营的主体，他们的意愿和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规模化经营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结合江苏省连云港市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现状，深入分析了农户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结论和对策。     

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分析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地资源的配置速率不断加快,农地流转也就成为新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户农户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流转提高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改善了家庭就业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     

我国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问题上的体制性冲突日益凸现。一方面，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为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农地转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给地方政府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又强化和扩大了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消极影响：地方政府寻租行为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违法用地导致土地闲置浪费，过度干涉导致农户承包经营权更加残缺。我们必须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和思维定式，不失时机地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尽快实现土地国有、农户永佃的模式。     

农户经营特征分化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文章基于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从农户经营特征分化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异质性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机理,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职型农户均有较强的土地转入意愿,但普通农户因土地流转市场缺失难以转入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租承受能力较强且受到政府支持,转入土地较容易。非全职型农户中,兼业农户基于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社保功能,倾向于维持现有土地规模;工商农户具有较强的土地转出意愿,但土地流转市场缺失、种粮补贴政策扭曲、土地社保功能突出制约其转出土地。据此政策启示:建立健全各类农户创新创业投资的激励诱导政策,促进农户经营特征有效分化,提升农地流转有效供需水平;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制度,消除土地准社保功能,促进农地在各类农户间有序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     

农户投资非农户化过程中资金对技术的制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经营逐渐多元化,农民在产业间比较优势的对比下,逐渐由单一地经营纯农业到兼营农业、兼营非农业、纯非农业.这种非农化的经营模式在逐渐地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促进了非农化进程的加快,而这种投资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又会大大增加农民资金投入的增加.从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以资金投入对农户投资非农化的重要作用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为促进农户投资非农化提供依据.     

十字路口的农户家庭经营:何去何从

本文试图说明当前"地权分散化"、"耕地细碎化"和"规模细小化"的小农经济并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而是刚性资源禀赋条件下人地关系紧张的自然结果。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先天最适组织细胞必须得到坚持,但小农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必须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予以调适。这一制度调适就是立足于家庭经营的现代农业合作社。但实践中各种"假合作社"很可能将这一制度安排引入歧途,本文详尽探讨了"假合作社"赖以存在的土壤,明确指出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论文进一步指出,现代农业合作社是一种弹性极强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向上和向下兼容性,可以包容"公司农场"、"公司+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适应不同经济条件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历史前景。     

皖西北平原地区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报酬调查

使用家庭日记帐的方法统计农户的总收入、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然后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农户从事1小时的农业劳动（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带来的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为21．9元，而从事1小时的非农业劳动（外出务工）的报酬是1．72元.     

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本文在对山西省300位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农户人均净收入、收入来源、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现状的满意度是影响其需求的主要因素。     

农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决策中的三重博弈——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

本文围绕着土地流转行为,将农户的经济决策放置在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三重博弈框架中展开论述。我们构建一个包含农户、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重博弈的农户经济决策一般模型;研究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决策行为趋于理性。现实中,农户的决策行为决定于其家庭自身的经济禀赋以及外部政策环境。在一定经济禀赋条件下,农户群体面对各种政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认识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以及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当地方政府的政策比中央政府的政策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容易与地方政府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同盟,并努力促使中央政府修正政策。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相互配合,而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对地方政府更有利于农户时,农户则可以利用中央政府政策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修正政策或者自己提前采取＂行动＂,充分获取利益。     

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研究

对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买卖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与农户可以通过紧密的利益纽带联结起来.这些观点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讨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实际上,公司与农户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在合作社内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合作与竞争.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合作社内公司与农户的谈判力量.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土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农地非农化理论是土地征用过程提出的重大命题。据此命题,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要求,应该突出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征地合理补偿机制。应该从完善征地程序、提高补贴标准、正视征地行为等方面完善征地制度,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农户行为的激励机制探讨

农业循环经济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为指导,应用激励理论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激励机制的特点进行分析,从政府激励、技术激励和文化激励三个方面探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农户行为的激励机制构建,以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永佃制的起源:演化博弈理论的解释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永佃制的起源进行研究,探讨现阶段我国衣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永佃制是从民间习俗逐步演化而来,演化过程是地主和佃户为了响应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潜在利润而进行的动态博弈。得到的启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为此应该限制政府权力,提高农民组织能力和可行能力;正确认识永佃制与土地兼并的关系;重视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