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兼谈“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可能性

本文将探讨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中国古典批评形式"诗话"如何被现代批评话语所取代.二十世纪中国在社会实践中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在思想价值领域对现代性的认同,是西方现代批评话语得以在中国移植的历史背景.传统与现代美学价值的对立正是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构造过程中产生的.八十年代文艺界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这一思想与历史背景.回归传统或重建中国特色批评话语的诉求仍然是现代性思维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的表现形式,只是将天平倾斜到传统的一端.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它代表了一种超越现代主义的情绪,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界定明确的后现代主义并不存在,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众所纷纭的后现代话语,而一种趋向统一的话语不能被称为后现代话语;后现代主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和现代主义的对立,而是在于它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悖论,并旨在重释现代性,因此,所谓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划分是不可取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态度值得赞赏,作为一种边缘话语也有发人深思之处,但这种知识态度和边缘话语预设了或者说逻辑地导向一个后现代的世界图景,这种世界图景是支离破碎、晦暗不明的,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看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病症”,却开错了“药方”;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性在于,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本,立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文本,阐明属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从而推进中国文化观念的革故鼎新。     

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的命题和“回到中国自身”的方法是文化中国学人反思韦伯的主要成果,作为“德国思想与中国现代性”专题研究之一,本文述评中国现代性话语与“韦伯命题”的关联方式,认为需要把作为现代化理论家的韦伯与作为文明比较论者的韦伯统一起来,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在现代化的普遍规范中把握不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     

东方主义下的影视创作与文化产业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一体化,全球文化日趋呈现出纷繁错杂的结构。一方面,第一世界的跨国资本超越本土话语范围,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业以国际化的形式进发而出,使原先世界的二元分裂话语形态逐步解构,转而形成一个以大众消费文化为价值标准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民族话语特性也席卷而来,那些社会化程度不断加大,却仍在经济上落后于第一世界的国家逐渐找到文化的落脚点——在现代社会中以现代性为基础,并夹杂着民族传统、宗教、     

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

透过回溯电子信息科技的工业社会史,本文探访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转型的阶级—技术政治.本文将电子计算机视作具有文化和物质双重属性的技术中介.通过追踪与计算机的研发和使用相关的关键政策、事件、人物和产业文献,本文比较了“文革”和后“文革”时期的计算机技术政策话语和生产实践,进而探寻冷战架构下东西方技术政治之间的交锋,如何在被计算机所中介的生产关系与劳动关系中显影,并由此提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技术政治维度的探讨.从这个“闪回”中得到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将对今日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劳动的理解,重新纳入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涨落之中.     

“魏晋风度”与鲁迅“杂文自觉”的风格外化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在“大时代”带来的震惊与恐怖之余,重整自我意识、重申写作立场的仪式性、表演性创作。通过对魏晋文章与时事之关系的寓言性分析,鲁迅为杂文在严酷现实政治环境中打开历史纵深和象征空间。“‘而已’而已”的诗学句法由此在对象化和讽喻活动中,成为新的现实表现与历史叙事的构造原则。在新文学“现代性”意义上,魏晋演讲标志着鲁迅从前期效力于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自在的写作”阶段返诸自身,在生存环境的极端挤压和限制下走向“自为的写作”。从中国文学源流角度看,杂文则是在欧风美雨中守护白话文学同其古代传统之间的传承与风格连续性的独特实践。     

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

在中国,“同志”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媒介议题,作为性存在的一种方式,同志得以“现身”传统大众媒介,往往与某个固定化了的范畴相互勾连,而这些范畴随着时间（历时性的变化）与空间（不同地域）的变化,成为不同的连接点,连接作为群体的同志与国家话语。因此,本文力图透过《人民日报》（1949—2009）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都市报、周末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纸等媒介文本,梳理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两类报纸勾连同志与国家话语的诸多连接点及其差异,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龙门”地景及其人居环境模式研究

“龙门”是一种“两山夹河，其状如门”的地景文 化空间，是在多地龙门人居实践过程中综合凝成的本土人居范 式。以黄河龙门禹庙、洛阳龙门石窟、杭州龙门古镇为典型对 象，将不同地区、不同特质的“龙门”进行整合对比，发掘了 一套具有规律性、普适性和跨地区的“龙门”地景模式，构建 了集龙门山水、龙门形胜、龙门城市、龙门风景、龙门文化于 一体的龙门人居建设整体。     

“客家文化产业化”的经济学思考

文章以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开篇，提出“客家文化产业化”的概念。然后围绕“客家文化产业化”这一理念。阐述如何将传统的客家文化与新颖的产业经济理念融合起来，打造出一条全新的客家文化产业化道路。     

以人为本 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文章针对目前高校如何有效地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重从指导思想的确立、教育方法的采用、长效机制的建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业型”大学建设

＂三螺旋＂模型是目前国际上研究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此理论基础指导下,世界各国纷纷改变高校的传统职能,开始建设＂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是一种集成的、全新的大学理念和战略。它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扩展了原有的教学职能、研究职能和服务职能,更加强调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能力。依据＂三螺旋＂理论和国际上建设＂创业型＂大学的经验,我国高校建设＂创业型＂大学首先必须从观念和组织上进行改革。根据科研水平和创业层次都相对比较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我国高校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更重视提高学术创新能力,构造大学创业的坚实基础。并且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高校——部分＂研究型＂大学和一般高校——都要合理找准自身定位,采取适合自己发展层次的创业措施。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政府分权是实现我国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分权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结构-行为-绩效为分析框架,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在分权激励下,地方会展开“中国式的政府竞争”,并过多的保护资本,而忽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的产权。非均衡的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前期能够实现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随外在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在原有的激励模式下,“包容性增长”被“排斥性增长”所替代。在缺乏公众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因此,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浅议小邹鲁文化地位形成与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建设

义乌自古文化昌盛、文人辈出,素有"小邹鲁"之称。义乌在滚滚历史潮流的文化积淀中逐步形成了代代相承的耕读家风,从而造就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和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文化"。改革开放之初,在"小邹鲁"文化的催生下,义乌突破体制机制限制,率先在全国设立小商品流通市场。通过30多年的壮大发展,如今义乌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其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小商品市场地位和全国第十个、浙江省第一个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本文讨论了东亚地区“中国”概念的形成及其转化。古代中国文献中“中国”概念具有“政治唯我论”及“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1895年以后,“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     

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县令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衙门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反思与重塑

高等职业院校既承担着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职责,也承担着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大学精神缺失、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中,高等职业院校过度关注对＂技能人＂的塑造,而忽视对＂社会人＂与＂文化人＂的培养。因此,必须理性反思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科学重塑高职校园精神,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创新型＂人才提供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     

“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叙述

最近几年,在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叙述策略。前者通过把20世纪50～70年代叙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使得革命历史不被作为异质性的存在,而缝合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后者则把90年代中期的下岗事件书写为一种个人的创伤体验,通过成功地治愈伤口而完成对当下社会的认同。这样两种策略不仅使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获得修复,而且对于90年代中期出现的“改革共识”的破裂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也就是说,一种日渐显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得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和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被顺畅地组接在一起,而且使得改革开放内部的裂痕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修复。因此,缝合断裂和治愈伤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海峡两岸大城市市辖区区级行政管理体制比较

在对大城市区级政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基本特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大都市为例,基于各自特殊发展之政治经济背景,从政区性质、管辖幅度、政府职能、市区关系等侧面对海峡两岸的上海、台北等大城市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发现,由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海峡两岸大城市市辖区区级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显著差异。最后就区级政区的规模、行政权力的扩张、市—区关系的调控等问题进行了展望,以期对大城市区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