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1978—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并利用情景分析模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汇率政策的变动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能抑制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GDP、消费、投资和出口总额均有积极影响;提高人民币汇率,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和出口。     

国际煤炭价格对世界主要消费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通过协整检验和状态空间模型等方法对国际煤炭价格和美国、印度、俄罗斯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国际煤炭价格和上述四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各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国际煤炭价格和四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一致.国际煤炭价格和印度与俄罗斯经济增长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日本经济增长和煤炭价格不存在因果关系;美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煤炭价格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受国际煤炭价格冲击,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经济都长期呈现出正效应;美国经济短期内呈现负效应,长期也存在正向效应.最大的影响是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价格弹性较大并且波动也较大,其次俄罗斯,之后美国,影响最弱的是日本经济.据此各国根据自身能源国情及国际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战略与政策.     

山西省经济增长与煤炭生产量、消费量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对山西煤炭年产量、年消费量与山西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认为山西省的煤炭生产量与GDP增长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而山西的煤炭消费量与GDP增长有着很好的同步关系,煤炭消费量的变化最终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增长。该结论解释了山西煤炭的“资源诅咒”现象。山西资源经济要健康地可持续发展,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现实选择即是在科学的煤炭价格机制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

本文采取贝克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FAVAR方法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经验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GDP、投资、消费、出口和价格变动会带来负向影响,导致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促使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主要机制为预期渠道。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加强引导公众合理预期。     

结构变化、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预测——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一个长期电力需求模型以分析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如预期的一样 ,当各种因素受市场力量的进一步约束时 ,影响需求的各项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改革以后更加稳定也更为显著。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为预测中国电力总需求的短期波动提供了适合的框架。 1 978年经济改革以后 ,需求的GDP弹性估计为 0 .8左右 ,低于改革前 (1 978年以前 )。结果表明 ,虽然GDP仍是影响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但电力需求与中国的结构变化及效率改进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 ,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高的电力需求 ,并解释了为什么 1 998年经济增长率为 7 8% ,但电力消费却只增长了 2 8%。     

中国中长期煤炭需求预测

首先对中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然后将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率等变量纳入煤炭需求协整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率、煤炭价格、煤炭利用效率和能源替代效应对煤炭需求的影响,并预测了在3种经济增长速度(高、中、低)下2012—2030年中国的煤炭需求。结果显示:未来20年期间中国煤炭需求仍将持续增长;经济低速增长下中国煤炭需求的增幅远低于经济高速或中速增长下的增幅;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煤炭消费总量将经历刚性高增长阶段;煤炭利用效率、煤炭价格和能源替代效应对煤炭需求有一定影响。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文章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基础,对比股份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前后与经济增长进行定量分析。试图建立一个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以其它可量化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多因素分析法对GDP增长变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相关启示,并结合我国现在GDP增长情况,为未来我国因固定资产而引起GDP变动情况提供依据。     

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目标下的R＆D补贴政策选择——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情景分析

本文使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模拟不同R＆D补贴政策情景下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等变量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知识替代弹性的增加会加快上述变量的增长率,在较高的替代弹性下,提高补贴率水平会对上述变量造成相反的影响;在适度的替代弹性下,上述变量的增长率随补贴率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较高的补贴率水平会导致过度补贴,即补贴率增加导致GDP和消费减少;补贴政策实施的越早,越能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我国1996～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

基于1996~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就中国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实际GDP、能源价格以及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短期呈现负向冲击,它引起的成本推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中国钢铁长期需求: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钢铁工业供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钢铁工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市场长期需求规律的研究,将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本文利用协整方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我国钢铁工业推动作用进行动态分析,探讨钢铁市场的长期需求规律,对于当前钢铁产业政策发展导向、政策选择等提出建议。     

我国货币需求的协整分析及其货币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以及弱外生和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对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进行实证 ,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结论为 :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 (协整 )依赖于时间趋势 ,货币政策目标变量为M1,实际货币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货币需求和利率是关于协整向量的弱外生变量。基于上述结论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为 :当前的货币政策重点应转向于防范通胀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8-2009年

2008年,中国经济景气进入到本次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在将核心CPI指数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的同时实现略低于10%的实际GDP增长速度。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在长期中性的需求管理原则指导下,建立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财政扩张与供需失衡:孰为因? 孰为果?

一般认为,在经济出现内需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失衡状态时,政府倾向于通过财政扩张来克服经济不景气,即经济失衡是因,财政扩张是果。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扩张也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即财政扩张与经济失衡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因在于:以带有累退性质的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强化了居民消费约束,也促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供需失衡容易导致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实行增税政策,这将进一步强化供需失衡局面;尽管面临宏观经济失衡,但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存在很强的工具性约束,短期看财政政策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看,消除危机的政策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     

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

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讨论了汇率升值的短期压力和长期压力,前者源自内外经济失衡和双顺差的持续,后者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竞争力的增强,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发现三个季度后,升值的影响下降一半以上,七个季度以后,升值的影响近于消失。并据以对可选择的升值幅度和操作方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Panel cointegration estimates of the user cost elasticity

The effect of user cost on the capital stock is an issue of central importance in economic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ax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monetary policy, business cycle models, and other areas. Estimating the user cost elasticity raises serious simultaneity problems because of the large fluctuations in investment demand at business cycle frequencies. If shifts in the supply curve (due to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ax reforms) are more persistent than shifts in demand, cointegration techniques, which emphasize long-run movements, can reduce the simultaneity problem. If shocks to capital demand are partially idiosyncratic, the use of firm-level panel data should also reduce the simultaneity problem. In this paper, we therefore use cointegration techniques to estimate the user cost elasticity on panel data. Specifically, we employ a newly constructed data set with a long time series of firm-level data on the capital stock and with detailed industry-specific data on the interest rate, the price of investment goods, risk, and taxes.     

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研究: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检验

从新古典投资理论出发,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资本成本的响应程度以及企业投资规模与利润水平的关联程度,笔者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总体上符合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投资行为范式;(2)由于存在较大的资本存量调整成本,新古典经济理论倡导的干预投资的经济政策对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在长期内会发生调节作用,但短期内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9—2010年

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增长与价格形成理论模型以及CMAFM计量模型,分析与预测2009—2010年间中国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复苏过程。本文认为,中国需求管理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取向,完成中国经济景气从萧条到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并且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相适应,形成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政策架构。     

Demand-led Growth Theory: A Historical Approach

This paper builds upon the Keynesian theory of demand-led growth in order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concrete terms, consistent with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rowth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growth in aggregate demand. The framework employ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ir role in explaining demand-led growth and the accumulation process. The theoretical model developed abandons steady-state conditions by proposing that capacity utilisation varies in the long run as well as in the short run to ensure output has the elasticity to accommodate levels of autonomous demand free of any capacity saving constraint. On the basis of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main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growth in aggregate demand: first, by examining the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the ‘super-multiplier’ and what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can cause its value to change over time; second, by identifying the components of autonomous demand and the main forces explaining their growth; and third, by consider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echnical progress promotes demand-led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