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外向性与情绪劳动的关系——基于服务业员工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江苏省内350名服务业员工的情绪智力、外向性与情绪劳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可以有效预测服务业员工的情绪劳动策略,外向性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人情绪评估和情绪利用可以正向预测表层扮演;自我情绪评估、自我情绪调节、他人情绪评估和情绪利用均可正向预测深层扮演;他人情绪评估和情绪利用可以显著预测自主调节;外向性可以负向预测表层扮演,可以正向预测自主调节,但与深层扮演的关系不显著.     

服务导向、情绪劳动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

利用对金融服务业一线服务员工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导向、情绪劳动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导向负向影响情绪劳动中的表层表演,正向影响深层表演;表层表演负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而深层表演却具有正向效应;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在服务导向与组织指向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调节焦点对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策略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现有员工创造力研究缺乏对服务员工应对外部工作要求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关注,无法为服务员工创造力的激励问题提供线索的研究现状,通过结合调节焦点理论和情绪调节理论,探索调节焦点通过影响服务员工情绪劳动策略影响其创造力的内在机理。首先,分析两种调节焦点——促进焦点和防御焦点对服务员工创造力和情绪劳动策略的直接效应;其次,考察情绪劳动策略在调解焦点与服务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然后,提出相关命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开发管理者通过干预调节焦点提升服务员工创造力的管理策略。     

内在动机、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研究

基于3类所有制企业R&D背景的实证调查,研究了内在动机、管理者情绪智力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的调节效应,对比了3类企业内不同评价主体对研究变量的评价结果,探讨了3类企业R&D背景下员工创造力各维度在内在动机与管理者情绪智力不同水平下的表现。结果表明：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均能正向调节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与民企和外企不同,国企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民企R&D背景的员工创造力受内在动机影响较大;外企R&D背景的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的相关系数均高于其它两类企业。     

服务性企业改善情绪劳动管理的对策

在服务性企业,情绪劳动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情绪劳动可以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和增加组织绩效.情绪劳动策略在情绪智力和员工的工作绩效、情绪耗竭、工作满意度中间起中介作用.本文分析了情绪劳动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服务性企业加强员工情绪劳动管理的相应措施.     

内在动机、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研究——基于3类所有制企业R&D背景的实证

基于3类所有制企业RD背景的实证调查,研究了内在动机、管理者情绪智力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的调节效应,对比了3类企业内不同评价主体对研究变量的评价结果,探讨了3类企业RD背景下员工创造力各维度在内在动机与管理者情绪智力不同水平下的表现。结果表明: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均能正向调节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与民企和外企不同,国企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民企RD背景的员工创造力受内在动机影响较大;外企RD背景的内在动机和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的相关系数均高于其它两类企业。     

新生代员工情绪智力结构及其对工作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扎根理论,通过搜集分析有关新生代员工情绪方面的网络评论,得出了新生代员工情绪智力结构以及“情绪—态度—行为”作用模型。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情绪智力结构包括自我认知、关系管理和情绪调节等3个因素,工作投入中介了新生代员工情绪智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在情绪智力与工作投入的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对如何开展基于新生代员工情绪智力的管理实践提出了参考建议。     

顾客非理性行为对情绪劳动的作用机理:基于工作压力中介作用的视角

基于对270名人际交互员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顾客非理性行为对人际交互员工的情绪劳动策略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顾客非理性行为显著正向影响人际交互员工的工作压力;工作压力显著正向影响表层表演,负向影响深层表演;工作压力在顾客非理性行为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领导者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采用跨层次的研究设计,利用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探讨了领导者的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以及员工的情绪智力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针对多层线型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领导者认知自我情绪的能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显著;员工的情绪智力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显著;员工的情绪智力对领导者的情绪调节能力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领导情绪表达怎样影响员工建言?

领导情绪与员工建言行为关系研究渐成组织行为领域的热点议题，但领导特定情绪表达方式将导致员工何种建言行为却仍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以往研究较少从员工工作动机视角探讨领导情绪表达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多样化影响。本研究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试图通过揭示领导情绪表达与员工建言行为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打开领导情绪表达方式与员工建言行为选择间的黑箱。310份两阶段的数据结果显示：(1)领导的情绪表达能够有效正向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促进型建言、抑制型建言和防御型建言);(2)员工的工作动机(绩效动机、面子动机、职业成长动机)在领导的情绪表达和员工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差序氛围感知能有效调节领导情绪表达通过工作动机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即构成了一个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不仅丰富了建言行为产生机制的相关探讨，对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创新失败情境的情绪智力结构关系研究

基于情绪事件理论，利用收集的298份正式调研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创新失败情境下情绪智力的内部结构关系。结果发现：①在创新失败情境下，情绪智力4个维度在发挥作用时存在先后次序；②自我和他人情绪评价、情绪控制对失败学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情绪控制在两种情绪评价与失败学习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④与自我情绪评价相比，他人情绪评价对失败学习的作用效果更佳。研究结论有助于廓清创新失败情境下情绪智力结构，明晰情绪智力4个维度间的内部关系，打破以往学者对情绪智力这一构念的固化认知，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创新失败后的情绪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情绪智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组织创新氛围为中介

利用调研数据,研究了情绪智力在组织创新氛围的中介作用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中的情绪控制和情绪利用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在情绪控制和情绪利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工龄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相关,工龄为4～7年的员工的创新性明显高于工龄为1～3年的员工。     

企业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活力与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积极情绪理论，研究师徒关系对徒弟工作活力这种积极情绪的作用机制及情绪智力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师徒关系与徒弟的创新绩效、工作活力显著正相关；工作活力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工作活力在师徒关系影响徒弟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工作活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不具有调节作用。     

创业型领导对员工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考虑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回顾了国内外创业型领导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创业型领导者与员工间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利用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20多家企业的208对匹配的领导者与员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创业型领导特质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以及员工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特质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型领导可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员工情绪智力在创业型领导特质与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论英语教学中的愉快教学

英语学习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学习激情,怎样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保持学习热情并使学生高效完成学习任务是每个英语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积极的情感态度能激活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快乐是人类最为积极的情感因素。教师要在英语课堂教学中贯穿愉快教学,让学习英语成为令学生享受的过程。     

缅甸的女儿:跨境女性移工在瑞丽的汇款实践与情感连接

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是一种特殊的迁徙形式。本文聚焦缅甸女性移工作为原生家庭女儿的身份,考察她们在中国边城瑞丽的汇款实践,发现具有政策弹性和地理连接性的边境空间,为其提供了在地与跨国资源,使未婚与已婚女性都与留守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来,构成独特的汇款图景。汇款使低收入女性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她们借助跨国的原乡社会、族群、亲属和家庭网络,以及便利的出入境行动来应对日常困境,并通过手机联络家人,获取情感支持。伴随汇款的生产与传递,还产生了边境社会的多维互动,连接着跨境女性与原乡社会、在地移民群体,以及当地中国人,促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透过汇款,不仅可以认识跨境女性在跨国社会中的贡献,更能观察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给毗邻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