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空间规划设计视角的颗粒物空气污染控制策略研究综述

颗粒物空气污染是世界各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借助CNKI和Web of science,通过文献查阅整理城市空间在颗粒物污染方面的研究,系统性地总结该研究领域的整体特征与调节颗粒物污染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策略。结果显示：1)该研究属于一个新兴而前沿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呈持续上升趋势,相关文献主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与德国;2)绿色空间通过城市尺度的风道网络、绿地系统规划,街区尺度的公园绿地、湖泊湿地、道路绿带、城市森林对颗粒物污染产生消减作用;3)灰色空间通过城市尺度的城市形态优化、土地利用布局、街区尺度的街谷空间改造降低颗粒物污染;4)遥感反演与数值模拟技术(WRF、CFD)为规划设计策略提供技术支撑。最后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提出研究展望。     

基于街景和遥感影像的城市绿地多维度量化研究——以郴州市为例

传统的绿地观测手段和评价方法己无法满足全面而多维度的城市绿地量化需求。文章以郴州市为例,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反演、百度街景数据获取及图像语义分析,分别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和街道绿视率三类指标。结果显示:①在片区尺度上,植被覆盖指数与街道绿视率的关联性较小,与叶面积指数呈现强相关。②在街区尺度上,绿地综合指标较好的是办公用地和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和工业用地绿化情况次之;中心城区的街道绿视率标准差较大,植被覆盖率和叶面积指数普遍较低,外围城区的三类指标适中。③郴州市主要道路在植被配置形式一致的情况下,其绿视率与街道宽度成反比。     

空气污染影响全球99%人口北大核心

2022年4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2年空气质量数据库更新时指出,全球99%的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这一比例高于4年前的90%。在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10个城市中,印度占据了其中的9个,而且都是由PM_(2.5)等微小颗粒物污染造成的。鉴于这一情况,WHO呼吁各国加大减排行动,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全球空气污染一度好转,从2021年以来,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恢复,空气污染问题再度严重起来。印度与中国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能够为世界空气污染治理提供“中国范本”和“中国经验”。     

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多尺度调控决策

根据长株潭核心区1989、1996、2000和2008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资料,提取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时间、空间及功能尺度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调控的尺度选择具有多尺度性。8—9年是最佳的时间分析尺度,2km左右的分析粒径是最佳的空间分析尺度,而功能尺度则是融合了时间与空间尺度及生态功能的特征,具有更复杂的变化,并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多尺度的差异化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调控策略。     

中国PM_(2.5)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经济损失核算

合理评估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风险和经济损失,对于区域空气污染治理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遥感数据解译2015、2017年中国338个城市PM_(2.5)浓度和人口密度数据,选择暴露—响应模型来估算PM_(2.5)污染而导致的早逝及相关疾病发病率,进而采用生命价值法和疾病成本方法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经济损失差异。结果表明:(1)2015—2017年,PM_(2.5)环境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总体的污染格局没有显著改变。高污染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城市。(2)PM_(2.5)污染导致健康终端损失和经济损失有大幅的降低。其中,居民健康终端损失人数降低23.9%;居民经济损失总值从2015年的18 249.6亿元降低到了2017年的13 826.4亿元,降低了24.24%。(3)城市化率的提高对PM_(2.5)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和相应的经济损失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针对京津冀等部分高污染和高城市化水平城市。未来,需因地制宜,加强重点城市的PM_(2.5)监控与治理,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公共健康。     

松嫩平原生态资产遥感测量与生态分区研究

生态资产测量与价值评估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和自然资源价值为核心,直接反映了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状态和结果,进行区域生态资产核算,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以TM和MODIS卫星遥感影像、气象数据和DEM数据为数据源,在进行松嫩平原腹地土地利用变化遥感解译和生态环境要素定量反演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生态资产遥感测量的概念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而进行了松嫩平原生态资产的定量测算与分区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松嫩平原腹地2002年总生态资产价值为659.681 8亿元,平均生态资产价值林地最高,达到18 432.16元/hm2,其次为湿地和高覆盖草地,盐碱地最低,仅为1 447.66元/hm2.在空间分布上,松嫩平原腹地北部的生态资产值明显高于南部,呈现出沿东北向西南逐渐下降的趋势.     

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的量的统计与研究

提出了循环经济与污染减排的量的计算公式,可用于单项及区域经济活动的循环经济的量(或污染减排的量)的统计;给出的等标循环量的评价方法,可使不同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循环经济的量在同一尺度下进行比较;用"绿色循环率"可表征循环经济的量在总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有助于国民经济的绿色核算、资源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植景设计视角下的植物绿色空间美景度 数量化模型

美景度评价方法可探究公众对不同植物绿色空间视觉质量的喜好程度，为植物空间的营造提供量化的设计依据。以武汉市城市公园、校园植物绿色空间为评估样地，选择与植景设计相关的控制因子建立美景度评价数量化模型，拟合出SBE=48.373+30.201×F1+38.150×F2+16.611× F3+11.703×F4的评估方程，并根据因子重要性得出绿量因子>空间开敞度因子>色相因子>冠幅因子的因子排序。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城市雾霾相关性的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采用上海市近12年空气质量指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和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数据,对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城市雾霾的相关性展开实证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和处置量的增加可缓解雾霾污染,而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的增加会加重雾霾问题。针对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四大都市圈城乡道路网分形的多尺度比较分析

立足武汉都市圈,引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作为比较对象,运用分形理论,从容量分维、覆盖程度、节点关联性三个方面多尺度比较分析了四大都市圈城乡路网的分形特征及其差异:城乡路网分布密度普遍形成中心—外围梯度衰减趋势,圈际城乡路网分形发育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其中双核都市圈分维受测算中心变化影响不大,而多核都市圈分维测算受测度中心和城乡体系影响,表现异常;圈际路网线路覆盖度空间差异较显著,呈现一定的沿海向内陆的地带分异,且受圈域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交流强度影响明显,发育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空间共轭关系;都市圈城乡节点关联比较松散,空间分布比较均匀,同时,空间尺度和城镇建制对城乡路网节点关联维数影响较大.     

基于MSPA与混淆矩阵的绿地系统格局 演化及其驱动因子研究——以伦敦为例

绿地系统的类型、景观组分及驱动力分析和评价能够为绿地系统的未来规划起到指导作用。伦敦是推动世界建设城市环城绿带的最成功典范。以其为例，首先依据相关政策研究了1975—2018年6个时间点的绿地变化情况。而后借助ENVI5.3、ArcMap10.5、混淆矩阵和MSPA等技术方法从时间、空间维度与绿地格局的类型层面对其1975年来的绿地系统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从时空变化到驱动力分析的绿地系统研究思路。结果表明：1)伦敦1975年来的绿地系统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1975—1990年的缓慢减少期、1990—2011年的迅速恶化期、2011年至今的迅速恢复与完善期，绿地面积占比从1975年的39.83%下降至1990年的38.57%、2011年的30.71%，最后迅速上升至2018年的44.45%；2)核心区景观类型从占该年绿地系统比例39.83%的253.16km2增长至2018年的310.7km2，但边缘仅增加了3.08km2，绿地与周边非绿地系统用地的过渡地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3)研究时间段总体变化的kappa系数为0.68。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程度依次为33%、29%、34%、22%、37%，总体变化程度为32%；植被用地的平均变化率依次为21.73%、18.70%、21.63%、15.55%、21.66%，总体变化率为19.39%；主要的驱动力，建设用地＞裸地＞水域；基于MSPA与混淆矩阵的绿地研究方法具有可行性。     

It's an ill wind: The effect of fine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on respiratory hospitalizations

While a growing literature in economics has established the harmful health effects of longstanding criteria air pollutants such as ozone and carbon monoxide, fine particulate air pollution is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on the harmful effects of fine particulate pollution for Ontario, where municipalities enjoy particulate levels well below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standards and predominantly below Canada‐wide standards. Result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fine particulate pollution for the respiratory health of children, with a one standard deviation change in particulate pollution, leading to a 4% increase in respiratory admissions. While these results inform the stringency of current pollution standards, they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n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air quality. For instance,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particulate levels in Ontario municipalitie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southerly winds from US jurisdictions, which adhere to more lenient EPA standards.     

Air Pollution and Sick-leav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human health effects. In thisstudy we investigate how these effects in turn induce reduced labourproductivity in terms of sick-leav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assessment of air pollution costs in urban areas. For this purpose weemploy a logit model along with data on sick-leaves from a large office inOslo and different air pollutant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ck-leaves are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te matter (PM₁₀), while theassociations with SO₂ and NO₂, are more ambiguous. We also tryto estimate the induced social costs in terms of lost labour productivity andincreased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although these estimates are moreuncertain.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精细化尺度下的城市绿地建设公众 参与途径——以柏林、伦敦“植树计划” 为例

绿地空间具有减缓城市热岛效应、调节微气候、 减轻噪声、改善城市居民身心健康、增加生物多样性等诸多 优点。城市绿地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能仅依靠 “自上而下”的上层规划来进行，同时应关注社会公平性、 经济效益、市民意愿等因素，从精细化尺度贯彻公众参与制 度，真正实现市民共建的“人民城市”。对公众参与政策的 起源与发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探讨在城市绿地建设中不 同阶段的公众参与方式。以柏林、伦敦的“植树计划”政策 为例，从资金来源、公众参与方式、参与形式、参与层次、 计划成效几方面，比较分析2个城市植树计划的公众参与模式 与深度及优点与不足，以对中国绿地建设提供借鉴。最后， 针对我国公众参与绿地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精细化构建制 度法规保障体系、精细化资金来源途径，以及搭建精细化参 与渠道三方面的启示与建议。     

土壤污染防治法背景下的城乡绿地系统建设：趋势与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将形成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建立从污染土壤调查、修复、风险防控、监测到场地再利用，从环境标准到规划管理的全方位制度。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宏观背景，再加上中国土壤污染严重、规模大、修复难、成本高、周期长等特征，将导致大量污染场地转变为绿地或生态用地，最终对绿地系统的数量与规模、布局与功能、规划与管理、环境质量标准等多个维度产生实质性影响。分析这一趋势，对其影响提出预判，最终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绿地植物群落与空气负离子空间 分异特征相关关系研究——以北京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城市绿地对于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居民公 共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空气负离子是评价城市空气清洁度的基 本参数之一。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绿地为例，选定典型植 物群落结构、群落类型及典型景观环境样点，基于多年连续动 态持续测定并选取典型年度数据(2020年)，分析和阐释该公 园绿地区域空气负离子空间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在公园绿 地中不同植物群落结构区域的空气负离子浓度：复层＞双层＞ 单层、乔草＞乔灌＞灌草；不同植物群落类型区域的空气负离 子浓度：落叶阔叶型＞常绿针叶型＞草本地被型＞针阔叶混交 型＞灌丛；不同典型景观环境中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滨水植物 群落＞复层/单层植物群落＞滨水广场；公园绿地空气负离子 浓度与郁闭度、叶面积指数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为 基于循证设计的功能型城市绿地规划设计及更新优化提供基础 科学依据。     

Air pollution and the housing market: A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Using the neural network method,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 (TSP) and sulfur dioxide (SO₂), two major air pollutants, and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s on the median real price of housing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The results of this case study confirm the advers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the price of housing. The simulation of the model further suggests that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improve property values.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in addition to other measures influencing the price of housing, property owners and buyers take air pollu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s into account.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