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时期台湾农民的田赋负担

关于郑氏时期台湾的赋税,史书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赋税过重:清朝统一台湾后,试图依照郑氏政权征收赋税的条目,“按额征取”,靖海侯施琅就以台湾赋税过重,向朝廷上《请蠲减租赋疏》指出:“今部臣苏拜等所议钱粮数目,较伪藩郑克塽所报之额,相去不远.在郑逆当日,僭称一国,自为一国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科.……伏乞沛以格外之泽,蠲减租赋.”诸罗县知县季麒光也说:“伪郑时横征苛敛,……几十年来,民番重困”.     

农村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失衡探讨

地方政府角色失衡是农村土地征收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该文从公共利益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出发,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征收中的作用边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角色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形成机制,表明地方政府极易超越公共利益目的征收土地、过度干预土地市场运行并侵害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偏离了其应有的作用边界。最后,提出了矫正农村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角色失衡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明确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培育健全的土地市场、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建立多方参与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等。     

从王府庄田到更名田:明清州县赋税演变新探——基于黄陂县的分析

明代王府庄田与清代更名田存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并影响到州县的赋税演变,需要前后贯通加以考察。以湖北黄陂县为例,明代潞藩和楚藩在该县拥有庄田,入清以后均相应转化为更名田,但二者对州县赋税演变产生的影响不同。具体言之,潞藩庄田并纳国赋与王租,黄陂县以"改派"、"分摊"的措施加以应对,改变了县际及县内的赋税派征,并为清代的更名田改革完全继承;楚藩庄田仅纳王租,其租谷田地征收本色,入清以后折征谷价,且在更名田改革过程中出现重赋问题,黄陂县则以"均摊"的方式实现均赋,亦调整了县内的赋税派征。以州县层级为视域,探讨王府庄田与更名田的实践过程及其引起的赋税演变,不失为深化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的有效路径。     

清代高山族土地关系的新变动

汉族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各少数民族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探讨清代台湾汉族与高山族之间的土地关系,以及在此影响下高山族原始社会里土地租佃、买卖关系的产生。     

论北魏均田制下的国家、豪族与小农

北魏国家推行均田制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赋税征收面。通过均田制,北魏国家占有了豪族的一部分经济所得,但均田制在实质上并不排斥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小农虽然在均田制过程中拥有了小块土地,但在北魏国家高强度的赋役压榨和灾害的打击下,为了维系生产和生活只能与豪族结成债务关系,成为依附豪族的佃农。     

略谈清代台湾民间对寺庙的管理──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三

略谈清代台湾民间对寺庙的管理──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三颜章炮当今台湾，民间的寺庙管理组织堪称完备，或名为管理委员会，或名为董事会，并有名目繁多的神明会，内部分工细致明确。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历史的积淀，从现存史料看，至迟在乾隆时代，台湾民间已经出现上...     

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初探——基于《台湾社会生活文书专辑》的考察和分析

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征:一是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异姓不相为后”传统伦理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二是父权在清代台湾社会仍然影响深远,送养权的执行,归根结底就是父权的行使、延续和转移；三是收养与送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近现代为子女利益的收养大相迳廷；四是非法收养现象极为常见,与台湾地区特殊移垦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也折射出国家制度与民间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及对策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成为政府和公众普遍关心的大事.在土地征收中,突出问题之一是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中国政府土地相关收入的财政学属性分析——兼论土地出让收入与房地产税并存的理论依据

我国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并存的土地公有制,以及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征地、出让行为,由此导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大,在政府土地租、税、费收入三者当中占比高.针对社会上对于房地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存在重复征收税费等质疑,本文认为,对于土地增值收益要区分其增值属性和投资来源,既要通过税费实现“涨价归公”,又保障私人土地投资的合理回报和合法权益.研究认为,推进土地相关税费体系改革,应当明确土地租、税、费三者的财政学属性,处理好土地出让、征收房地产税、土地收费三者的关系,协调好政府土地相关收支行为,通过土地制度与财税体制等协同配套改革,促进土地资源的科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该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