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贵州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使用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在贵州省普定县随机抽取三个村庄的全户调查数据,运用三种针对不平等指数的分解方法,旨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便为瞄准住户的扶贫战略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即使在村级层面,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和支出的不平等状况仍然很严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4,GE指数为0.34;通过对运用组内组间收入和支出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村内的不平等程度(贡献率为90%左右)比村间(贡献率为10%左右)的更为严重;通过运用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农业和非农收入都是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占总收入的41.1%和42.3%),但是非农收入却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为68.8%);通过运用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家庭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拥有情况,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土地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扶贫政策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贵州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使用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在贵州省普定县随机抽取三个村庄的全户调查数据,运用三种针对不平等指数的分解方法,旨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便为瞄准住户的扶贫战略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即使在村级层面,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和支出的不平等状况仍然很严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4,GE指数为0．34;通过对运用组内组间收入和支出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村内的不平等程度（贡献率为90％左右）比村间（贡献率为10％左右）的更为严重;通过运用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农业和非农收入都是西部地区农村入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占总收入的41．1％和42．3％）,但是非农收入却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为68．8％）;通过运用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家庭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拥有情况,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土地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扶贫政策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欠发达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在何方？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水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历久弥新的课题，是党在农村长期执政和村级组织服务村民的关键所在。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清远市，全市有1023个行政村，当前村级集体经济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牾体素质不高、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等、靠、要思想．．二是收入渠道单一。绝大部分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于省、市、县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镇财政补助，以及扶贫挂钩单位的扶持等不确定性收入，行政村自身“造血”功能十分弱。     

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

本文采用分省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地区间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1995—2008年,中国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呈现上升趋势,基尼系数上升了0.0639,但增幅出现明显减弱趋势。基尼系数变化及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变化显示出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一致的含义;结构性效应已不再是农村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唯一构成来源,收入集中效应对基尼系数起了明显的增加作用,工资性收入的集中效应超过了其他收入来源。这些构成来源的变化蕴含着中国面临调节地区间农村收入差距的政策机遇。     

山西省区域收入不均等的实证分析——基于泰尔指数分解

运用泰尔指数分析了1999—2008年山西省区域收入不均等情况,对区域收入差距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及晋南、晋中、晋北三大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占区域收入不均等的80%以上,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所占比例不足20%;三大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山西省总的区域收入不均等的贡献约为60%,剩下的40%则归因于三大地区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三大地区内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及建议。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其区域差异

新的信息技术(ICTs)社会扩散的不均等性成为地区信息化发展的障碍之一,这种不均等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广大农村地区的差异亦非常显著。作者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网民发展、涉农网站建设等角度出发,通过宏观与中观区域视角剖析了农村信息化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固定电话、电视机与移动电话普及率的东、中、西差异不明显,而家用电脑普及率的区域差异最大,说明家用电脑拥有率是造成农村信息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农村网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网民的东西差异会继续增大。从中观省域层面上,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拥有情况与居民纯收入呈明显正相关,并且家用电脑拥有水平与收入相关性最高。     

收入增长、劳动力外出与农村居民财产分布——基于四省农村的住户调查分析

本文在四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农村居民收入和外出行为对于家庭财产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财产分布不均等程度要高于收入的不均等性,金融资产的不均等性尤其要高一些;财产不均等与收入不均等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收入不均等将转化为财产不均等。本文的结果也发现,家庭的外出决策对于财产积累,特别是金融资产的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收入地区基本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经济发展战略、地理因素、教育机会不均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会使中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向东部地区大量转移,造成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落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也很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促使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动态研究

按照收入来源对农村地区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我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农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而农村工资性收入差异又主要与农村教育差距相关。通过构造内生收入函数模型,笔者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地区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教育差距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差距每上升1%,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将扩大4.5196%,并且农村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杭州村级集体经济消薄增收对策研究

近年来,杭州市把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并把村级集体经济消薄增收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截至2019年,全市2049个行政村总收入达52.20亿元,村均总收入254.74万元;总经营性收入达30.81亿元,村均经营性收入150.34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超过20万元村的比例达77.26％.杭州村级集体经济削薄增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但据调研,农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现象仍较为突出,笔者以为,要主动摸清薄弱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堵点,从整体布局、机制建设、运作模式、资产管理、人才动能等方面入手,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构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走出一条高水平、高质量的杭州村级集体经济消薄增收发展之路,从而为新时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支撑.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

本文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第一,分析期内农户呈现出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1995年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年度收入不均等,但持久收入不均等较小;第二,分析期内农村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收入流动;第三,在1986—1990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1995—2001年间,各省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第四,农民收入水平有条件收敛的趋势,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外出打工,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安徽省102个村庄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框架,利用安徽省稻谷主产区村级调查数据分析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户均耕地规模以及外出打工户数比例等因素对村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之集体行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方向都是先正后负,呈"倒U型"特征,即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时,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存在抑制效应。本文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一是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不宜过小或过大;二是应认同适度的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均等化和两极分化;三是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户均耕地规模扩张创造有利条件。     

基于泰尔指数的西藏区域财力均等化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1年西藏7个地区市财政数据,运用具有可分解性质的泰尔指数方法对藏西北、藏东南和藏中南区域财力均等化差异进行定量分析。从区域财力分配总体情况看,西藏区域总体财力不均衡在区域财力初次分配中更显著,且区域内财力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区域财力再分配中改善了区域间总体财力非均衡状态,但未能有效缩小区域内财力差异;从区域财力总体差异分解看,西藏区域财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均等均主要源于区域内财力差异,其主要是由西藏特殊的财力特征以及特殊的区位条件所决定的。藏中南、藏东南地区的财力差异分别是构成西藏区域财力初次分配、再分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以实现西藏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来缩小西藏区域财力差异,提升西藏区域财力均等化水平。     

事业单位拨人经费的核算

事业单位按照经费列报关系，由财政或上级单位拨入的预算经费。属于收入要素的一项。本文主要对事业单位拨入经费的具体程序、管理和账务处理进行了分析。     

关于农村村级负担与财力问题的研究

现行农村体制状况下，一方面，村级在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承担了大量工作，广大老百姓因此得到很多实惠，也带来了村级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因各种因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变狭，许多村的可用财力增长无力且呈减少趋势，支出增长与收入萎缩的矛盾相对突出，负担与财力难以平衡，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我国省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

利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的微观数据,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地区和收入来源分解分析和比较了我国九省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大于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强.家庭工资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大的贡献,且其具有不平等促增的作用,家庭务农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不平等促减的作用,家庭补助收入加大了省内和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地调查与问题分析——基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调查

通过分析运城市3196个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情况,分析发现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存在基础薄弱、村级债务严重、收入来源单一、内生性动力不强、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得不到发挥等问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清查"三资",减少债务发生;加强村两委的班子建设,同时保障村干部的合法权益,提高其积极性;最后需要构建财政、税收、金融等全方位的支持体系。     

中国和印度不平衡发展的比较研究

本文考察了中国和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情况,并分析了不平衡增长对不均等和贫困的影响。通过对家庭调查数据和官方加总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增长存在不平衡——区域间、产业间和家庭层面上,这表明减贫工作进展不平衡,若增长更平衡,减贫效果可能更好;另外,收入不均等程度也在提高。本文探讨了增长不平衡及其应引起重视的原因。具体讨论围绕"有利的"和"不利的"不均等两个概念展开——不均等与不平衡增长对公平性以及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有利或不利影响。我们认为,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保持有利的不均等——继续鼓励创新和投资,同时降低不利的不均等的程度,尤其是通过人力资本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帮助贫困人口参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