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后重建过程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旺苍县为例

针对旺苍县9个镇（乡）18个村200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Probit模型对该地区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表明：灾后重建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在从事的生产活动。农作物种植仍然是旺苍县灾后发展的主要生产选择。希望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农户一般现在正在从事农作物种植或者林业生产,而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户不愿意从事种植业生产。农作物种植的农户希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其中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愿望尤为强烈。相对农作物种植与务工,旺苍县农民对经商的愿望不强烈,特别是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现在已经在外出务工的农户希望未来继续外出务工,而从事农产品种植与林业的农户不愿意外出务工。     

农户外出务工及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

通过对农户外出务工的区位特征、渠道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地域农户外出务工的区位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外出务工渠道以自发外出为主,社会网络和其他途径具有重要作用;外出务工对区域经济具有双重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多是研究外出务工对宏观层面上区域经济的影响,基于农户的微观区位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外出务工对村域经济影响的关注有待提高.     

地理环境对农户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探析

根据对河南省农区11村1 000余户农户的人户调查资料.分析了地形条件、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地理环境约束下的外出务工行为.构建农户外出务工行为模型,分析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户经济的贡献.结论表明,地理环境对农户外出务工影响的顺序为经济发展水平>地形条件>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类型.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对抚宁县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实践的思考

一、抚宁县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类型１．转包。农户在承包期内将不愿种或种不了的承包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经营，收取一定的费用或实物，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定的承包关系不变。转包有效地避免了土地的弃耕和撂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例如朝鲜族村群众依靠民族优势有出国和外出务工的传统，全村７０％的劳动力在外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从１９９６年起，经集体统一协调将全村１１１１亩耕地全部转包给周边种粮大户搞水稻规模种植，既给承包者带来了可观的规模效益，又解决了多数农民不愿种地又…     

Study on the Dist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农民工务工目的地分布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农户趋于分化的客观事实，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别从农户分化意愿以及农户收入分化的视角，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农户分化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农户采用农机服务，可以提高其家庭劳动力禀赋，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实际经营能力，一方面，能够增强小农户留农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普通农户成为种植大户的意愿。此外，采用农机服务还可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在控制农机服务与农户分化之间的内生性之后，农机服务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依然十分稳健。总体而言，农机服务能够与农户家庭劳动力结构形成较好的匹配，具有优化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劳动力内部分工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耕种能力，进而为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供必要的保障。建议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降低农机服务作业成本，提升农机服务的便利性。     

工业发展对村域经济影响的时空演化——基于巩义市回郭镇21个村的调查分析

选取巩义市回郭镇21个行政村为样本区域,分析农村工业发展进程对村域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工业对村域经济整体实力提升、劳动力就业规模扩大、农民收入提高、村域农业、餐饮服务、商品流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其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农村工业发展通过"旁侧效应"和"回顾效应"一方面使农业劳动力移入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民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的更高要求客观上需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文化、教育、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没;村域工业发展在不同尺度上产生各异的区域效应.     

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特征

本文以福建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职业选择、就业单位变更频率、务工动因及满意程度,以及农民工未来就业意愿、农业劳动力转移意愿等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建议。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资源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在对新疆12地（州）288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资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表明：农户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向亲戚朋友借钱;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向银行贷款。从事种植业与外出务工的农户更倾向于向亲戚朋友、信用社借钱;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户更倾向于向银行贷款。我们认为,信用社与银行借款难度大的农户更倾向于向亲戚朋友借钱,而觉得贷款容易的农户多向农村信用社贷款,没有贷款经历的农户初次贷款多去银行。     

村域人地系统状态及其变化的定量研究--以河南省三个不同类型村为例

借助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理念,根据实地调查的大量农户数据,从微观视角对村域人地关系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用人地关系系统熵来表征人地系统的状态函数,用熵变来反映人地系统的发展变化,用熵流来表示人地系统各空间型式地域主体之间的流动。研究表明,三个调研村域人地系统稳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产业发展、农户行为对村域人类活动无序程度及其承载容量影响不同。从微观地域、微观个体视角,提出了村域人地系统相应的调控措施:高效利用农家庭院,加强企业管理,规范农户行为,发挥地方政府作用。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稳岗就业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做出进城务工的决策；年龄与进城务工决策负相关，与稳岗就业正相关；学历、月收入、工作经历、技术培训、工作环境、参保情况与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呈正相关关系；与原居住地联系会对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情况产生负向影响；社区/生活区安全情况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外出务工预期与进城务工决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从事农业生产年限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决策和稳岗就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别。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山东寿光和河北定州308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投入到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产品生产收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性作用,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家庭总收入、是否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没有明显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通过借鉴MPI方法,使用河南省淅川县146户被调查农户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7个指标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样本中,农户多维贫困特征明显,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处于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状态,房屋结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医疗支出为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此外,从个体、家庭、村庄等方面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学生数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村庄水利设施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6个影响因子均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被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程度,扶贫措施应将家户健康、教育维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逐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Households＇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Village Public Spaces——A Case Study of Shuanggou Village,Henan Province

通过对河南省双沟村75家农户的深入访谈,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户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农户都认为公共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农户认为无论是破坏还是改善都存在政府不作为。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受个体特征、农户特征和认知特征的共同制约,支付意愿普遍较低。年龄和学历与支付意愿负相关;职业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之具有统计上的正相关,但系数较小,实际意义并不明显;农户认为公共空间破坏越严重,越易产生支付意愿。农户对村域公共空间的认知及其支付意愿对村域治理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重视公共空间在村庄的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     

村落公共空间的农户认知与支付意愿——以河南省双沟村为例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双沟村75家农户的深入访谈,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户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农户都认为公共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农户认为无论是破坏还是改善都存在政府不作为。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受个体特征、农户特征和认知特征的共同制约,支付意愿普遍较低。年龄和学历与支付意愿负相关;职业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之具有统计上的正相关,但系数较小,实际意义并不明显;农户认为公共空间破坏越严重,越易产生支付意愿。农户对村域公共空间的认知及其支付意愿对村域治理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重视公共空间在村庄的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