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全要生产率的影响及中介效应

利用2007-2019年国家高新区及中国城市数据，实证考察了“成熟型”和“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高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市TFP增长，“成熟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存在抑制作用，“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熟型”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TFP的影响产生了遮掩效应；“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通过增强城市劳动力素质促进城市TFP增长。异质性检验显示：东部地区“成熟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中西部地区“成熟型”创新能力能显著促进城市TFP提升。不同政府规模城市的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亦有不同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发展存在溢出效应吗？——基于31个国家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31个大中城市及国家高新区2001—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促进高新区发展,对高新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并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溢出效应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城市高新区的溢出效应强于中西部城市;外商投资强度越大对高新区溢出效果越好;高新区的人才数量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的溢出;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自由化,吸引更多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增加人才投入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高新区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参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开发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引入了中国各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并且结合2003～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讨论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省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来说,两者之间呈现弱负相关。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中美韩三角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中美韩三国的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是否存在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关韩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韩国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韩国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关韩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并基于此建立了包含美元和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长短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受到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即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而短期内韩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国际化是增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构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以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为本质特征；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沿海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高，中西部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低；国家高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政策质量等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显著，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不显著。     

中加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探析

近些年来,中国和加拿大双边贸易得到较快发展。笔者利用1998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经常市场份额模型等一系列指标,对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潜力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两国之间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且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互补关系。同时,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竞争提升效应,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市场扩大效应,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潜力。     

贸易开放、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优化——来自国家级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重点考察了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家级高新区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的影响,运用2007-2010年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与FDI的作用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贸易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不利于高新区的产出增长;技术收入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下降,高新区收入结构差距被拉大,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本文认为贸易的竞争挤占效应对高新区技术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开放环境下高新区的收益转化作用并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利于高新区的发展与转型。这一结论对进一步明确我国高新区功能定位,培育企业在国际竞争下的的生存与适应能力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际贸易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文章利用1994-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结合各地区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构造贸易溢出变量,实证研究国际贸易时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其技术创新能力,贸易增加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量;中西部地区由于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贸易仅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量产生影响,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影响不显著.因此,东部和中西部应该实施不同的贸易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基于自主创新,中西部地区基于比较优势.     

城镇化、技术创新与区域碳排放绩效

在厘清城镇化、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碳排放绩效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NCSE—E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利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检验全国和三大地区城镇化、技术创新对区域碳排放绩效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与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对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对全国及中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而东部地区协同效应大于独立效应,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主要国家和中国2009—2021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测算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述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的状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规模、研发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此,我国应立足传统货物贸易优势,带动数字服务贸易“弯道超车”;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利用科技赋能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数字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强化数字服务行业的智力支撑。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各行业效率变化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选取5个投入指标和4个产出指标对1995—2008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的4个细分行业进行多投入、多产出的动态效率测度。结果表明:1995—2008年期间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2.3%,这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的结果,其贡献率分别为11.1%和1.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其次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共同推动;然后依次是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技术进步是两者的主要推动力量。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服务进口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服务进口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事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0年,服务进口贸易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进口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就有0.12%的提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尽管国内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拉动效应更为显著,但服务进口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国际贸易、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国际贸易、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9年间,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出现了下降趋势,但其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显著。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并没有促进其生产率增长,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持续的自主研发,而立足于自主研发途径的技术吸收也促进了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因此,在研发设计新产品过程中,高技术产业应具备生产中间产品的能力,减少对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主要取决于研发投入,但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应注重通过管理和制度创新提升技术效率。     

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影响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发展，是提高创新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2013-2017年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正向时滞效应；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新时代全面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应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路径，注重开放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阶段性与针对性调整。     

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进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后,其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上升,表明融资融券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融券机制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资金约束较小的企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并通过对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的区分研究,显示两种机制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研究结果说明了融资融券机制会改善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加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