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科技与金融结构变化：基于信贷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的赋能可以促进不同融资模式下的融资者信用等级分层；金融科技通过赋能信贷模式，推动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方向发展，但金融体系内部对金融科技的赋能有双向调节和对冲功能，可以抑制金融科技“新中介”与技术改进后的“再中介”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与分化，促进金融体系协同发展；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赋能的着力点在强、弱政府组织力国家中有显著差异。为促进金融科技与金融体系深度融合，银行部门要推进金融科技在提升信贷审批精准度、降低不良贷款率方面的应用，加强金融科技对银行信贷的赋能。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显著提升,这得益于试验区设立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作用,但绿色技术进步的效果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绿色企业创新、抑制污染企业融资等路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路径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明显;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体现了进一步推进试验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紧迫性,有利于为绿色转型政策的优化提供证据。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 ——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18年24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供给侧绿色技术创新动能和需求侧产业结构升级动能进而促进绿色发展。从地理结构看,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发展,随着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从区域上看,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最强,中部稍次,西部最弱。从内部渠道看,金融科技通过降低排放消耗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从外部环境看,环境监管和金融监管处于动态中性有助于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本文为高质量实现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完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思路借鉴。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

在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一种创新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首先对绿色金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系统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影响,强化绿色信贷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功能,对企业的可持续更好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科技创新效率与煤炭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收集了2009—2018年全国煤炭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数据、煤炭深加工等转型数据,采用判别分析法确定煤炭企业科技创新效率、高质量绿色转型效应;收集全国34家煤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煤炭企业资产结构演变熵值和绿色演变效应;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煤炭工业科技创新从整体上产生了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效应。这种“高质量发展”作用主要是促进了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产生了绿色转型效应。其绿色转型效应远远超过煤炭企业产业方向调整、资产结构演变所产生的“阵痛”负作用;煤炭企业高质量转型、资产结构绿色演变是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的纽带。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绿色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在采用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量化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先抑制后促进，整体呈现U型影响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会给地区绿色创新造成一定负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赋能效应”才有所显现，开始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变量衡量误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由地区融资约束和政府环保重视度这两个渠道对绿色创新产生U型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推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进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