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关系*

本文运用2002-2009年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构成及其联系进行研究。本文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导致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边际贡献为正,转移性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贡献则为负;养老金和退休金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食品、交通通信支出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构成部分,前者的边际贡献为负,后者的边际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微观视角下的养老金替代率与居民消费行为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金“并轨”开始启动,低替代率问题逐渐显露。本文借鉴缓冲储备储蓄理论,首次从微观角度基于养老金并轨和替代率两方面研究养老金制度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显示,我国养老金“多轨制”和养老金替代率均显著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比企业及其他人员消费倾向更高;在控制养老金“并轨”问题后,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有助于刺激城镇居民增加消费支出。这些均对低收入和女性户主家庭更为明显。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房价上涨与中国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加剧

中国城市中以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本文理论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导致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本文将2014—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到251个城市，实证检验表明房价上涨显著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该结论在不同子样本与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房价通过引起城市本地居民收入提高与外来流动人口收入下降加剧了城市“新二元结构”。     

收入分配和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

笔者利用1998—2008年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分别达0.83和-0.21;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

消费不平等可以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对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耐用品存量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但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20世纪70年代出生组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低的消费不平等;无论是分时期还是分城乡,收入不平等都是消费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西部大开发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吗——基于双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双倍差分法考察了西部大开发对中国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显著地缩小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在选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指标和控制其它影响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主要通过吸收外资、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途径来缩小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     

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家庭微观数据构造的面板数据，使用Tobit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增加了个体消费不平等，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从收入不平等以及消费平滑渠道这两个角度，验证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围绕“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增加了更高层次消费的不平等。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1979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依据1979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金融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都显著影响农民的消费支出,且影响力次第减弱;农村金融效率和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长期效应,短期影响并不明显;货币化程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主要体现为短期效应,长期内几乎没有影响.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研究结论表明,要缩小城乡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     

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中国200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主要受政府卫生投入、医疗保险参保率、卫生资源供给以及少儿抚养比等因素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医疗消费价格指数、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现阶段对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     

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云南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长期均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收入变化对消费支出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影响程度的大小 ,在全国及不同省市的具体表现则各有差异。本文主要运用协整技术研究云南省城镇居民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程度 ,运用消费敏感性分析方法 ,探讨边际消费倾向波动的原因。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以及除旅游消费以外的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的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弱,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其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接近;城镇化中居民权益的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医疗、交通等支出的增加是制约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     

退休冲击、消费动态支出变动及消费结构优化*——基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然而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滞后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转型阶段面临两大核心挑战--退休冲击和国内消费不足。如何应对退休危机,提升居民消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中国“养老金双轨制”这一热点问题切入,选取了中国1998-2014年30个地区宏观面板数据分静态和动态两大部分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重点分析企业和事业单位退休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居民总消费支出水平方面,企业单位退休冲击对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冲击对其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居民消费结构方面,情况较为复杂。产生这些异质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退休双轨制造成的不平等差异和两类退休人群自身主观区别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释放并轨改革的消费效应,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调整市场结构,推动老龄产业和银发市场的发展等政策建议。       

我国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波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1

本文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似乎消费需求波动越大，而在低收入地区，收入不平等越大，消费需求波动反而较小。本文找到证据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中影响消费需求的短期波动是不同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快低收入地区如中西部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步伐，加大金融发展相机调整的力度。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