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研究

以湖南县域的88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长株潭、洞庭湖、大湘西和泛湘南四大分区,采用泰尔指数法和基尼系数法,从空间分解和产业结构分解两个维度对湖南县域经济差异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0年湖南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从空间分解来看,县域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而区域间差异对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产业结构分解来看,第二产业是导致县域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从产业效应来看,产业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对湖南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较大。     

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剖析及对策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的战略任务,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在对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甘肃县域经济弱势走强、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异质性

整合多部门经济模型、偏离份额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模型,分析了1996—2014年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并揭示了驱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作用。结果表明: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呈减弱之势,且空间相对差异呈拉大之势;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由市区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层次高而外围县域低的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空间关联上,HH型县域逐渐向豫东、皖北地区集中,LL型县域逐渐向京沪铁路线以东地区集聚,第二产业是驱动整个都市圈空间两极分化的主要动因;核心区域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推动效应在降低而竞争优势增强,而外围地区第三产业的结构推动效应在增强而竞争优势在减弱,产业结构合理化更益于外围经济增长。     

基于ESDA-GIS的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及驱动力分析——以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为例

采用ESDA与GIS技术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为研究对象,选取10项经济指标数据,对2000-2008年密集区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趋势、特征与驱动力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相当的县域之间集聚度不断提升,空间极化成为该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的主要趋势,产业结构、集聚效应、边界效应为其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HH型、LL型县域分别趋于向密集区北部和南部集中,南北差异为该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表征;密集区北部(核心区)对南部区域的空间极化作用持续增强,以西宁市区为中心的局部空间扩散作用显现.     

1989—2010年新疆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分析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在综合考虑各县域人均GDP和GDP总量变化的基础上,运用象限图法和泰尔指数法,分析了新疆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类型和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新疆县域经济呈现不同的增长类型,且在东疆、南疆、北疆之间及区内各县市之间呈现分异性。区域经济滞后型的县域明显多于经济活跃型的县域,经济活跃型的县域集中分布于天山北坡、铁路、公路主干线上,经济滞后型县域集中分布于南疆以及北疆、东疆的边远地区。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在区域总体差异扩大的同时,东疆、南疆、北疆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区内各县域之间的差异都在逐步扩大,并且区内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承接产业转移对河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现阶段,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蓄势待发。作为后发地区的河南省,通过不断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推动省内经济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是河南在新世纪实现经济跨越武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产业转移对河南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影响,以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将产业转移的优化效应最大化。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我国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探讨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县域内的产业结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县域经济实现腾飞的突破口。当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转型期,转型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转变。文章在分析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基础上,从立足自有资源优势、强化市场体系建设、推动民营企业发展以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对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探讨。     

河北省县域经济差距的度量、产业分解与地区分解

区域经济差距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经济差距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本文以人均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方法对1998年～2009年河北省县域经济差距进行了度量,并对其进行产业分解、结构分解和地区分解,得出第二产业对县域经济整体差距起主要作用,县域经济差距的变迁主要在于产业内部而不是产业间的相对比例结构,地市间差距和地市内差距共同推动了县域经济差距的扩大。2007年后这种趋势有所改变：以内部差距和产业比重差距同步扩大为表征的第三产业成为加剧县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地市间差距对县域差距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上升。为此,应坚持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实施产业协调、地区协调和城乡协调三项战略。     

我国农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我国农区人多地少、产业发展滞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入探讨农区城镇化格局与发展要因对于推进农区城镇化进程十分必要。以河南省为例,综合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2000—2010年该省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10年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且表现出"高慢低快"(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增长缓慢,城镇化率低的地区增长迅速)的趋势,县域间城镇化率差距不断减小;河南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而独立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别是低水平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缺乏高水平城镇化集中区;人口密度、人均GDP、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河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

以甘肃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SPSS、GeoDA和ARCGIS 9.2软件,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分析后发现:甘肃省各县整体发展比较落后且经济发展差异有拉大趋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趋势;1999—2008年甘肃省县域人均GDP中心,位于肃南县并向西北移动;空间聚集特征明显,经济发达地区位于河西地区;按照2008年甘肃省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甘肃省各县可分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1999—2008年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和相对发展率表明,河西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基于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2000-2008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因子分析和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密集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发展较好的县域集中于湟水谷地、兰—青铁路沿线一带;密集区经济空间格局呈核心—外围空间结构,遵循空间距离衰减规律,且具有东西分异、南北分异和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特征;2000—2008年,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经济差异有所减小,其中兰州市区、红古区、白银区和西宁市区保持区域经济核心地位不变,中等水平县域由数量少、斑块状的分散布局转变为范围广、集聚性强的面状空间形态,低增长型县域呈组团式集聚分布于密集区南部。     

成渝经济区县域经济实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成渝经济区2000年、2007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和GIS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济区近8年的经济发展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成渝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有所减小,但仍比较明显;县域经济总体呈"凹"型格局,城镇沿长江干支流、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轴线布局的特征明显;成都和重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双核,但两个城市呈离心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经济区中部存在较大的经济低谷;县域经济实力的空间变化呈圈层结构,遵循空间距离衰减规律;2000—2007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集聚的空间范围扩大,由犬牙交错的斑块状分布向连片的面状分布发展。     

红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研究

利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关联性三个侧面对1990—2008年红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红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其中赣州市、韶关市和郴州市内部差异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区域间差异在波动中不断缩小;县域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东西两极分化现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以韶关市区、郴州市区和赣州市区为核心形成三个高值区;三市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倒"U"型曲线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城市的规模对区域影响显著,改善交通和培育中心城市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根据经济关联性把红三角经济圈县域分成扩散型、极化型、塌陷型和传染型,不同类型区域对应不同的发展策略。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化——基于Theil指数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服务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各地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在日渐提升,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服务业的发展也存在区域差异.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算并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区域差异及其变迁.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主要是三大经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总体差异是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东部区域内差异,即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处于缩小趋势,西部地区呈扩大趋势,中部地区较为平稳;从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服务业在总量上远远超过西部地区.在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优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     

边缘省区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以广西为例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人均GDP为测度指标,运用ESDA-GIS方法对1997—2010年处于全国经济边缘的广西区内空间差异格局进行分析,发现其县域经济已初现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发展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但总体空间集聚水平仍较低。在局部差异方面,高—高类型区集中在桂南县域及柳州、桂林中心城区,低—低类型区集中在桂西及桂中县域。受空间相互作用影响,边缘省区内核心—外围结构显著。经济热点区在保持总体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进一步向桂南沿海的北部湾经济区集聚的趋势。经济增长也具有较强空间关联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快速跃迁,增长的空间差异缓慢缩小。进而,从历史发展基础、地理区位、开放开发政策和空间邻近效应等方面讨论了边缘省区经济空间差异的动因与政策启示。     

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动态研究

以10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方面进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并应用ESDA等分析法揭示1990-2008年山东省县域经济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山东经济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再缩小,但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城市辖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平原区经济发展缓慢;鲁东和鲁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提升速度快,经济发展重心向东北部偏移;县市经济发展空间自相关显著,高一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山东半岛,低一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南黄淮平原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西差异仍是导致山东省内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自然正交函数在区域经济时空演变中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县域经济为例

为分析河南省10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以该省1998-2007年各县逐年人均GDP数据为测度指标,尝试采用在气象学中已被广泛应用的自然正交函数(EOF)方法把人均GDP距平阵正交分解为空间甬数场及时间函数.结果表明:EOF方法不仅可以描述整个研究时段内区域经济分异的整体格局,而且可以反映某一区域经济分异格局所占的比重以及该分异格局随时间的连续变化特征,与传统的分析方法相比,EOF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县域生态经济发展思路初探

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等对县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总体思路及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为构建县域经济发展的生态产业结构、绿色产业框架的产业链及相关生态产业的县域经济模式,寻找县域经济发展新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发展态势及其政策影响分析

基于全国粮食主产区1980、1990、1996、2000和2008年县域数据,通过分析其农村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演进特征,对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的政策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980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整体趋于收敛,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差异在1980—1990年有所降低,1990年之后逐年增大,表现出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的相对低谷性。1996—2008年,粮食主产区第一产业比重由38.6%降为19.9%,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3.4%减至57%,而乡村人口比重则由85.7%缓慢降至82.3%。粮食主产区总体发展缓慢的根源在于耕地保护制度、粮食生产约束等政策性限制对该区域发展权益的剥夺,而相关政策对于解决其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存在局限性,未能处理好国家、地方政府、农户三者的利益关系,导致粮食主产区难以发挥农业产量高和质量优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后发优势,从而陷入增产不增收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