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连乘变量的分析

文章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2004年～2006年间13个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服务业FDI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且产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独资FDI、港澳台FDI、外资控股程度和外资企业规模等具有正面影响,而合资FDI和其他外国FDI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FDI企业与我国企业建立R & D合作联盟可能性研究——基于知识溢出企业知识共享的博弈分析

短期来看,我国企业和FDI企业建立R&D合作存在“囚徒困境”现象,并且合作与否与知识共享的协同价值以及成本大小有关,而与企业对知识溢出接受能力大小无关;长期来看,企业规模是影响R&D合作的重要变量,企业规模越大,合作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而验证了我国企业和FDI企业建立R&D合作联盟的可能性。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基于中国1985年～2007年数据的计量检验

笔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主成分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的政策制度对我国引进FDI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对FDI的欢迎态度、对外资企业进口的管制与FDI的质量正相关;对外开放、环境控制与FDI的质量反相关。对外开放与FDI质量反相关,原因可能与对外开放水平的度量及推进的特点、FDI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有关。     

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省域尺度上考察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区位布局。采用2006年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数据,对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吸收利用的FDI规模和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布局的决定性因素;R&D资源的密集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区位布局的重要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布局有一定影响。     

我国R&D双环节效率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利用随机前沿技术对我国2004-2009年的工业R&D双环节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总体R&D转换效率和R&D转化效率的变动趋势呈现相互背离的现象,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我国工业R&D双环节效率虽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但差异在减少;企业规模、市场竞争、R&D投入强度、FDI是促进R&D双环节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国有产权则起到了抑制作用,国外技术引进有利于转化效率的提升,但不利于转换效率的改善;R&D活动虽并未显现FDI逆向技术扩散的不利局面,但整体吸收能力较弱。     

中国金融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

随着后WTO时代的来临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我国金融业FDI和金融服务贸易的研究也越来越迫切.本文分析了我们金融业利用FDI的各种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规模、贸易依存度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激励与金融服务业FDI呈强相关,基础建设状况、人力资本与金融业利用外资呈弱正相关;而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与其利用FDI水平呈负相关.     

人力资本、R&D、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构建了修正的宇泽—卢卡斯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R&D、能源消耗和开放水平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选取1994~2011年人力资本水平、R&D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开放水平数据,建立了VEC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水平、R&D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开放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显著但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能源消耗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弱化,R&D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R&D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亟待提高。     

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人力资本与区域生产率进步——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对发生于我国境内不同区域之间、具有梯度溢出特征的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结合CH分析框架和Hansen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中的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这种间接的国际知识溢出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其高度依赖于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二次溢出会发生非线性跳跃。其政策含义是:我国各区域,特别是在利用进口贸易R&D一次溢出不具优势的区域,可以通过提高本地的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以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间接地获取国际知识溢出。     

国际R&D溢出、前沿技术和吸收能力——基于中国1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R&D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率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中国13个工业行业在由国际上技术领先国家的R&D资本决定的前沿生产边界下的技术效率水平(实际生产与生产边界的距离)后发现,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技术领先国家的R&D资本对中国确实产生了技术溢出;相对于高技术行业,中国传统制造业反而越接近前沿技术边界;人力资本、国内R&D投入、FDI对吸收国际R&D溢出和先进技术转移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国内R&D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两面性。由此可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要提高R&D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以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二是在技术赶超的路途上,应该循序渐进以引进和利用符合目前中国技术现状的适宜技术为主。     

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关键要素影响研究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FDI作为外部资金、技术来源推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但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本土高技术企业在外资企业的强竞争条件下,却难以分享产业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从长期看,还有可能会抑制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历史,并思考在未来的开放条件下如何利用FDI在继续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量"的发展同时,更好地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质"的发展。本文力图通过对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关键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影响途径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据此提出更好地利用FDI以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伴随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增加及其作用显现,跨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是一个急待揭示的课题.文章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市场竞争程度、FDI的区位分布是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重要区位决定因素,当地政府研发支持及其政策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验证,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主要是为了支持其在华的市场营销和生产.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为强化市场竞争、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跨国研发.     

外资角色协调与区域创新能力

使用1998-2014年我国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的面板数据，借鉴耦合协调理论模型，构建相应指标体系，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创新能力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实证分析外资角色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35 5，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②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地区差异；③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三大沿海经济圈间存在一定差别。三大沿海经济圈应加大力度且各有侧重地促进制造类与研发类FDI的交互协调，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FDI的进入,究竟是刺激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是使得本国企业过分依赖外国的技术,从而丧失了自主研发的能力?这在发展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看到了一些内资企业在外资的强大压力下被淘汰出局的事实,从而得出了“抑制论”的结论;主张FDI会提高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促进论”认为,当FDI与当地公司在同一市场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增加研发经费,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收集了我国科技开放与FDI方面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考察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的发现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     

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电子工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1999—2002年期间该行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我们发现FDI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出口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发现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向相关,而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国的电子企业大多仍处于国际产品分工链的低端。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第一是区分不同国别(地区)FDI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的差异,并发现港澳台地区资本较西方国家资本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更大;第二是发现劳动力成本水平因素影响FDI对出口作用程度的大小。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发展趋势,但是关于开放式创新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尚未达成一致结论。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并探讨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开放式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②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助越多,外部组织越愿意与其进行开放式创新,企业可用于研发投入的内外部资源也越多;③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采取开放式创新,以通过与外部资源拥有者合作增加研发投入、保持竞争优势。该研究发现可为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以及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决策依据与理论支持。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FDI与技术垂直溢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基于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对FDI与我国15个工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间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与我国工业部门自身前期技术水平积累具有密切相关性，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不太明显，而行业间垂直溢出效应显著，是重要的技术溢出途径。为此，应该鼓励本地企业融入外资产业链，以提升技术水平。     

技术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假设技术/知识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条件下,研究分析了以进口贸易和FDI为传导机制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进口贸易和FDI传导的国际R&D资本、国内R&D资本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技术的公共品或私人品特性不同,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