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服务外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在岸与离岸的对比分析

为探究承接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果,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DEA-Malmquist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引入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进行最小二乘法(LS)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承接在岸服务外包.进一步检验发现,东部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中西部城市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高于东部城市.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期,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支撑力量,其增加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瓶颈,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探究财政教育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并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教育支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地方债务通过挤出私人投资和挤压地区私人经济规模阻断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产生抑制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和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水平下具有异质性.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底层逻辑研究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效率观前提下，基于2001—2019年国内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了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均不利于提升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却均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城市蔓延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比中部地区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利用外资、环境约束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Malmquist指数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比较研究

利用2001—2009年我国3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Matlab软件,分别测算了不考虑环境约束的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考虑环境约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高外资比重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更高;外资对行业传统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高度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对行业传统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管制显著抑制了工业传统生产率的提升,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中国18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路径。本文基于中国1869个县域的数据,采用Met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SARAR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县域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抑制了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资源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应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1990-2007年我国50个地级以上资源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从资源类型分类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8年间50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8％,主要是由于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除煤炭城市外,其余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大于1,并且按照石油、冶金、综合、煤炭城市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相邻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创新型城市建设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理论上，创新型城市建设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虹吸效应和鲶鱼效应三种影响，且相应结果具有本质区别。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了相邻城市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鲶鱼效应提升相邻城市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相邻城市辖区内企业的政府补贴力度增强，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薪酬水平及高素质职工占比提高。(3)上述影响在相邻城市的要素流失可能性较高、创新发展潜力较小、官员晋升激励较大、财政压力较小时更强。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创新型城市建设实际效果以及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和策略，对于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新疆城市效率评价

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对2006~2011年新疆21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新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的下降导致的,且城市效率的变动原因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同时,利用DEA模型计算了新疆城市投入要素的非集约度,发现新疆大部分城市投入要素的非集约程度还很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还很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铁开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数据的研究

匹配2007-2013年271个城市、高铁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及其周围1小时高铁城市圈城市的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对地处偏远和小城市的企业的影响为负。城市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企业创新是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结构及空间关联性分析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281个城市2003-2013年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结构和空间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性分析.研究表明,在空间结构方面,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结构具有“粘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集聚的空间分布结构,TFP显著提高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我国南部、东部一带,效率改进和效率下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西部和北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分布.在空间关系方面,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正向依赖关系,并且正相关性不断加强.因此,现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应重点关注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市场一体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等方面.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银行区际竞争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银行区际竞争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效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以区际银行竞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挤出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削弱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效率,数字金融在高生产率、普通城市、低产业结构以及数字金融元年之后对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     

转型期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进程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以中国电力产业为例

在运用索洛余值法对1987-2007年间中国电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础上,建立包括电力产业民营化进程、政府定价、电源结构、资本深化等TFP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随着电力产业民营化进程的深入(即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下降),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同时,实证分析还表明政府价格规制对电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电源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