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用水变化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分异

文章综合考虑了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用水强度及人口规模四因素对产业用水量的影响,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7—2007年的三次产业用水量变化进行分解分析,以从时间序列上探讨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量化其贡献率;同时结合ISODATA聚类模型对各效应进行空间聚类,从而对各效应进行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拉动了我国产业用水量的增长,1997—2007年其效应平均值分别为670.47×108m3和33.47×108m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对产业用水量的扩展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期效应均值分别为-208.62 m3和-480.62 m3;②1997—2007年经济水平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 056.96%和12.8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7.64%和-852.16%。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水技术水平是导致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③各种效应的空间分异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人口数量与效应的驱动作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产业用水的"零增长"与"负增长"的目标需要在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实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将在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得以解决。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多区域CGE模型的中国农业用水效率和水资源税政策模拟研究

文章基于多区域CGE模型,利用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模拟分析了农业用水效率政策和水资源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农业用水效率的提升可以节约各区域的生产用水量,并且有利于经济增长;对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的政策也可以节约各区域的生产用水量,但是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节约生产用水量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与水资源税政策相比,农业用水效率政策的效果更好.另外,模拟结果还发现:同一种政策对各区域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方向也可能不一样;对生产用水需求来说,农业用水效率政策对东北、华北、黄淮海和西北区域的影响较大,而对长江中下游、东南、华南和西南区域的影响较小;农业部门征收水资源税的政策则对东北、西北、华南和西南区域的影响较大,而对华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区域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在实施同一种农业水资源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一政策对各区域带来的不同影响,各区域也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农业水资源政策.     

中国城市化效率的时空分异与作用机理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区2002-2011年城市化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0年间,中国城市化效率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的演进过程,全国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区数量总体上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空间分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以2011年为典型年份对城市化效率进行全面分解,同时运用Trobit回归模型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等要素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空间的人口承载力则对城市化效率具有负面阻碍作用.     

创新要素与经济韧性的空间效应研究

以2018—2021年风险冲击期为样本,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创新要素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并使用Shift-Share分解法将经济韧性划分为区域经济韧性与产业韧性,将创新要素分解为效率变动、技术变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四个变量,进行经济韧性的空间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经济韧性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水平越接近的区域,其经济韧性表现越相似;(2)整体而言,创新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分产业而言,科技创新对第二产业韧性的增强作用明显高于其它产业,第三产业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显著,第一产业韧性的增强主要依赖于规模化发展带来的效率提升而非技术进步。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下的水资源安全

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的水资源供需状况。根据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国民经济增长预测,我国水资源需求总量将快速增加。生活、农业、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受各自发展趋势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用水增长特征。用水区域结构则表现为将有更多地区出现用水紧张。要顺利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改变已有的用水模式,通过一系列措施突破水资源短缺瓶颈,确保水资源安全。一是要切实加大水利投资力度;二是要全面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是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四是加快优化水资源配置。     

基于CD-ESDA模型的中国产业用水增长质量的时空格局分析

产业用水增长质量评价应该耦合水资源约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动等因素。在构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产业用水变化的全要素分解模型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学中的边际思想,计算了1997—2007年中国各地区产业用水规模边际、技术边际与结构边际,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异分析。然后计算出中国各地区1997—2007年产业用水增长质量指数,以此来评价产业用水增长质量状况。最后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产业用水增长质量的空间关联模式。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产业用水增长质量总体和局部都呈现提高的态势,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产业用水增长质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区域空间差异明显,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农业全要素用水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全要素用水效率的测度思路,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和Tobit模型展开农业全要素用水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全国农业全要素用水效率呈先降后升再回落走势,东、中、西部呈递减格局,且西部显著低于东、中部;年降水量、农产品进出口以及供水结构中地下水所占比例与农业用水效率均呈较显著的正向关系;人均水资源量与用水效率呈负向关系,表明丰水地区需加强节水措施;在灌溉费与农业全要素用水效率关系上,全国、东部和中部模型结果与西部模型结果表现不一,但灌溉费与每亩灌溉水量呈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灌溉费的节水效应是显著的,也意味着水价政策的节水效应将促进节约水量流向用水效益更高的用水户,进而提高整体的农业用水效益。     

华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安全问题

1、水资源和用水现状 华北地区水资源主要属于海河、黄河和淮河三大流域。根据1956—1973年水文气象资料进行的水资源评价成果,全国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28124亿m^3,华北六省区当地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277．5亿m^3,只占全国4．54％。水资源数量与这一地区居住着占全国19％的人口以及贡献了占全国24％的GDP极不匹配,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各省区水资源分布情况见表1。     

典型喀斯特城市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铜仁市为例

选取典型喀斯特城市铜仁市为研究区,基于经济数据和水资源数据,运用匹配度、水资源生态足迹、"P-E-R"区域匹配模型和LMDI指数分解模型,分析揭示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发现:铜仁市人均用水量总体逐年在下降,而人均GDP逐年在提高,其匹配度2011年达最大后逐步下降。水资源生态足迹总体波动上升但程度不明显,而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和水资源生态盈余较高且受降水影响波动明显,历年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明显下降。农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环境补水的用水比重由高到低,水资源生态压力指数较小且趋势与水资源生态盈余一致。水资源经济承载力富裕而水资源经济人口承载力不足,对水资源生态足迹变化贡献度技术效应最大且为负效应、经济效应次之且为正效应、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具体包括学习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两个方面。本文首先利用出口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学习效应,除一般贸易方式部门具有绝对技术效率优势外,其余结构性部门和整个出口部门均属于低绝对技术效率生产部门,但高技术产品出口部门及其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部门在推动三次产业发展中具有显著的学习效应。其次利用分解技术和VAR模型研究了结构变动效应,发现在长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方式结构变动有更显著的反应,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最后从制度建设、贸易方式、商品结构、贸易主体和产业集聚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论热电厂水的循环利用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战略性经济要素。但是我国淡水资源匮乏，伴随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的不断增多，导致用水价格的不断提高。而且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的给水、用水、排水、水的循环利用情况并不理想，生产经营活动中与水相关的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偏大，不仅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所以在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要求与日俱增的今天，合理的利用水资源、水处理资源化和循环利用问题就越来越得到各个企业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热电厂水的循环利用进行分析，研究水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     

产业用水分析的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设计出一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依据水资源投入产出表建立产业直接用水系数、完全用水系数和用水乘数的计算模型,选择缺水较为严重的宁夏地区进行实证研究。计算结果表明,产业间接用水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分析产业用水时,不能简单以直接用水系数衡量产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应正确区分产业用水性质,为缺水地区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回弹效应与能源效率政策的重点产业选择

能源效率政策在考虑产业侧重时不能只关注产业自身,还须从系统及结构的视角出发审视局部产业的能效提高对总体能耗的影响。本文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改善高能耗产业或低能耗产业的能源效率对中国总体能耗的可能影响,并比较了其影响方式的差异。结果表明,提高能效可降低成本从而促进能效提高产业的产出增长,因此尽管其能耗量有所下降但其中有产出增长带动下的能耗回弹,并在高能耗产业上更为明显;经济总体的能耗及能耗强度都更大幅度地下降,超出了能效提高产业自身能耗变动的总体贡献;形成反向的回弹效应并导致总体能耗进一步下降的原因是,能效提高产业的能耗下降抑制了能源产业的产出,减少了能源产业自身能耗以及能源转换中的能源投入,能源结构偏向于二次能源的低能耗产业尤其借助了这一反向的回弹效应;比较而言,低能耗产业能效提高的总体节能绩效优于高能耗产业。     

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经济的外溢性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技术,从最终产品对总产品生产的影响角度分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区域间的后向关联系数的测度表明,三大增长极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只有10.9%,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中部地区的外溢效应上,对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外溢效应则十分有限。从三大增长极最终产品生产的实际影响力看,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就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外溢效应的比较来看,长三角最大,其次分别是珠三角与环渤海;对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影响,环渤海最大,而珠三角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居三者之首。产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对中国内陆外溢性影响排在前5位的产业在三大增长极中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它们占到了三大增长极对内陆地区总外溢效应的40%左右,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对内陆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建设节水型城市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目前太原市水资源供需紧张的状况,已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因此,坚持水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用水体系,创建节水城市,提高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已成为保障城市社会经济稳定增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基于LMDI模型的中国海洋产业就业变化驱动效应测度与机理分析

通过构建就业变化的LMDI分解模型,测度了1990--2011年驱动中国海洋产业就业变化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对海洋产业就业变动的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并研究了中国海洋经济与中国国民经济就业变化的差异.结果表明,海洋产业就业的变化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规模效应为正向驱动力,而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基本上为负向驱动力.因此,应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发挥科技补偿机制,统筹海陆发展,使海洋产业更有效地吸纳劳动力.     

金融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1984年中国开始逐渐放松金融规制.1993年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后,以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等为标志,银行部门实现从部分自由到基本自由的转变.理论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通过水平效应、效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证分析表明,在1984～2006年间,自由化降低了居民贴现率,提高了私人储蓄率;自由化对宏观投资率的影响为正但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金融自由化的效率效应则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