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当前,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采用2009?2011年GTA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定量识别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每增加1次,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17%左右;贸易保护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52%左右.(2)从影响机制看,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出口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的.(3)贸易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最大,而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制造业出口整体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4)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应对贸易保护壁垒提供了决策依据.     

基于“贸易引致学习”的出口获益研究

本文基于"贸易引致学习"的视角,以生产率提高作为获益的代理指标,以出口目的地加权经济增长率作为出口额的工具变量,利用2000-2006年合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考察出口额对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来对此进行回答。面板数据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出口额增加能显著提高生产率。此外,出口额相同的情况下,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目的地技术水平越高、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比越大;一般贸易方式下出口商品种类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对外贸易策略的调整可以考虑从出口市场分布、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多样化等方面着手。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贸易自由化下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进一步考虑企业生产率差异性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与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关,仅仅显著促进中等生产率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另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最弱。     

中国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基于PL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Petrin&Levinsohn(2011)(简称PL方法)提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方法,通过对2000～2007年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表明,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7%,其主要来源于存活企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应,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对各省制造业的分析发现,各省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他地区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这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且,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最后,生产率水平发生急剧变化的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不高,但对其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大,两者影响基本抵消;而生产率水平维持在高位的企业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地区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且在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提升效果更好.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集聚带来的促进效应并不理想,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上游沿江中心城市则提升效果显著.同时,经济集聚有助于提高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存在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向高附加值一般贸易企业转变的可能.机制检验表明经济集聚是通过促进地区信息化发展和国内中间品投入比例的提高实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加.此外,地区经济集聚有助于推动国内中间品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企业国际化参与度.就外部性影响来看,要素市场的成熟和市场服务的完善也有助于强化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促进效应.     

制造业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分析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总体和分行业两个方面检验中国工业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出口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负相关.造成出口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尚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外,还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加工环节大都处于劳动密集型而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有关.因此,中国如果减少加工贸易的出口,便可以在不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降低外部需求.     

中国企业出口增收不增利吗?——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的经验研究

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在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之后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控制企业出口"自我选择"的基础上,考察2003²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强度对销售额增长率及利润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初期,为尽量减少出口风险而进行的试探性出口会暂时降低企业销售额增长率,一旦坚定了进军海外市场的决心,企业出口强度与销售额增长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销售额增长率随出口强度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反而会随出口强度的提高而下降。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增收不增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大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是培育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出口贸易是否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生产率?——基于中国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

文章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选取了2007年我国30多万家制造业企业样本,从总体和分行业两个方面检验了我国出口贸易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其不但没有积极作用,反而存在负面效应,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较多、出口企业的惰性以及我国国内市场进入成本较高引起的。由此,我国企业应该重视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加快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发挥出口贸易对于企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出口增长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偏年度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月度数据,从偏年度效应角度考察企业出口增长之谜。研究认为,新出口企业的低出口规模和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出口统计的偏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出口年限与出口规模两个方面探究出口企业增长的动力。结论表明: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出口增长动力更强;出口规模与出口增长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企业的最优出口规模,但样本区间内98%以上的出口企业未达到这一最优规模,因此现阶段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增长;企业出口的初始规模过大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增长。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分别控制企业短期冲击和对企业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均支持了文章的主要结论。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中国为例,利用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量作为互联网代理变量,分析互联网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理论上,互联网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价值量,且这一作用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本土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更明显。从影响途径看,互联网可以增加企业的出口概率,促进企业持续出口;互联网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但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更大;互联网降低了企业出口的价格,但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数量。上述结论在考虑了零贸易、多产品企业、不同指标测算方法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可见,互联网作为信息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水平,这为"互联网+"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有力证明。     

行业外研发创新外溢效应的实证检验

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劳动和资本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于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后者正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正规或非正规的研发投资以及大量的未被测量的科学和其它知识外溢的贡献。利用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样本,测算了创新投资的收益率水平,考察了创新投资对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全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接受来自产业外、公共部门等不同创新投资来源外溢影响的程度,发现行业外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不含2010年） 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中高技术水平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需求市场集中度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提升通过信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企业创新。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厘清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位置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配对倍差法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配对倍差法控制内生性后,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经验分析了补贴对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结论是,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可能性和出口规模;相对于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出口概率增长率高出30%-110%,出口规模增长率高出30%-50%;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本土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但补贴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在入世后特别是近年来才显现。这意味着补贴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从政策层面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政策手段帮助企业走出国门,但要在国际市场实现持续增长仍要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地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兼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地理距离对金融交易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地理距离抬升交易成本;二是信息不对称阻碍风险控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协同选址的微观机理及其对实体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宏观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城市金融发展数据,本文区分金融中心和地方金融检验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所在城市及其周边邻近城市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不过,金融地理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企业的规模、年龄和所有制形式。研究还发现,降低融资成本和促进技术创新是金融地理结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传导渠道。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转型国家金融地理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能够为推动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见解。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新-新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学术前沿,而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按照该理论,企业的出口贸易行为选择是由其异质性即生产率差异决定的,在出口和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两类企业中,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贸易,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供应国内市场.这一结论的经验检验文献已较为丰富,但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分9大行业验证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数据是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的.     

引入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及中国经验证据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以及发展,基于异质性生产率角度研究企业出口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并且引入企业产品质量差异来重新研究生产率与企业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可以解释备受关注的中国出口企业所可能存在的"生产率悖论"问题。研究认为,国外市场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相对较高的要求会使得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非出口企业,但是仅仅使用产出总量而忽视产品质量所计算的生产率却未必得到出口企业生产率要高于非出口企业的结论,即可能存在"生产率悖论"。应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05-2008年样本检验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发现中国制造业中大部分行业存在"生产率悖论"。     

中国制造业增长方式和结构变迁的再检验——基于行业和时期异质性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

本文采用了基于充分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SPSCM），对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产率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行了估计和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研究期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41%， 显示中国制造业进入集约增长模式。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环节快速扩张，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下降，劳动力产出弹性攀升。企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主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在时间和行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异质性，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趋同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