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R＆D产出弹性测算（1993—2002）

本文运用1993-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对R＆D产出弹性进行了测算。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在估算各工业R＆D资本存量、校正R＆D双重计算问题后，通过混合OLS、固定效应法和一阶差分法等不同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本文发现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产出弹性约为0．1—0．3。研究还发现，R＆D产出弹性还取决于技术机会、企业规模、产权结构等特定的约束条件；技术水平较高、企业规模较大、国有产权比重较低的产业中，R＆D产出弹性较大；而在国有产权比重较高的产业中，R＆D对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中国工业R&D效率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产业R&D效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以中国工业的37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考察了从1998年到2002年5年期间的中国工业R&D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R&D效率总体水平低下,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工业企业R&D效率与前期投入成正比,而与行业竞争强度成反比;工业行业的R&D效率可能主要与其市场结构有关,而与该行业中的主要企业是否国有企业无关;中国工业R&D效率的高低不仅与行业的市场结构有关,而且与政府的支持方式也有联系.本文研究结果的重要政策含义是,中国如果要继续保持经济的较高速度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提高中国工业R&D的总体效率水平.     

中国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行业差异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利用中国16个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对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不仅研究了R＆D投入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行业融资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R＆D投入是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的融资结构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在技术创新融资中的比例增加不利于提高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行业内的企业规模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对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R＆D效率和影响因素：1999—2007

本文通过建立全要素R＆D效率估算框架,对1999—2007年省级大中型工业全要素R＆D效率及其组成全要素R＆D资本效率和全要素R＆D人员效率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大中型工业全要素R＆D效率和全要素R＆D资本效率除了在2002—2003年出现下降以外,其余年份都是上升的,并且保持东部〉中部〉西部;全要素R＆D人员效率在2005年以后呈东部〉西部〉中部;要素禀赋和产权变量是促进全要素R＆D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企业规模扩大和R＆D投入则起了抑制作用;R＆D投入与FDI的交互项对全要素R＆D效率的提高有抑制作用。     

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31个行业1998年-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能源价格、FDI的进入程度、进出口商品结构、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和R＆D投资强度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FDI的进入程度与R＆D投资强度都有助于降低工业特别是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出口额在工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利于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工业能源强度没有显著影响；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有助于降低全工业行业和低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     

R＆D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

本文运用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进而研究了知识生产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发现为：（1）在知识生产中，R＆D人员比资本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且知识生产过程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特征；（2）企业规模和绩效水平对知识生产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3）国有产权对知识生产效率具有负效应。     

创造性资产理论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研发（R＆D）模式

本文在综述国际化R＆D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实践；本文指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R＆D指导理论缺失的现象，提出了以创造性资产理论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R＆D指导理论的观点；针对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大量R＆D中心和中国市场国际竞争国内化的现实，提出了以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互动循环模式为中国企业获取国际化R＆D能力的途径。     

R＆D与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内R＆D与FDI活动本身能显著地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对低R＆D密集度行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高R＆D密集度行业；由于产业结构的低水平与国内企业较弱的技术吸纳能力，FDI未能形成正向的间接外溢效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实现市场有序竞争，从而刺激国内R＆D投资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刺激FDI投资数量与质量的上升，对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生产卒水平，促进中国结构的优化和高端化，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1995—2005期闻中国高科技产业中的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R＆D投入和产出指标发现：内资高技术企业R＆D经费投入在逐年增加，但人均R＆D经费投入仍显不足：内资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逐年提升，但R＆D产出效率偏低。研究表明，偏低的R＆D效率是制约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大中型工业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与R＆D投入的实证研究

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选取1990～2004年的历史数据．尝试性地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来量化企业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对企业核心技术的竞争力与R＆D投入进行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R＆D投入与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且R＆D投入对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培育存在滞后效应。因此，企业不仅要加大R＆D投入总量，而且要重视R＆D投入结构的优化和使用效率。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R&D效率和影响因素:1999-2007

本文通过建立全要素R&D效率估算框架,对1999-2007年省级大中型工业全要素R&D效率及其组成全要素R&D资本效率和全要素R&D人员效率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大中型工业全要素R&D效率和全要素R&D资本效率除了在2002-2003年出现下降以外,其余年份都是上升的,并且保持东部>中部>西部;全要素R&D人员效率在2005年以后呈东部>西部>中部;要素禀赋和产权变量是促进全要素R&D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企业规模扩大和R&D投入则起了抑制作用;R&D投入与FDI的交互项对全要素R&D效率的提高有抑制作用.     

国产机器人企业研发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内机器人行业发展现状，利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及Tobit回归模型，对我国机器人行业14家上市企业的研发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产机器人R&D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突出，政策效果明显，但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研发投入和资本密集度对R&D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企业经营规模和融资能力与R&D效率显著正相关。最后，结合研究结果，从营造创新环境、制定行业标准、整合产业链以及转型招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关联性分析

使用关联性分析和政策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的数据资料,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政策及其支撑体系。结果表明:我国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关联性相对较强,现有的大部分实施细则可以较好地支撑其配套政策;其多元资金挹注和市场流通及扩展方面的政策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但其产业研发及辅导和产业集聚效益方面的政策存在协调不当、管理不善和执行力不强等问题,其人才培养及媒合方面的政策有待完善和补充。最后提出了有利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The effe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to China on domestic R&D: a two-hurdle model with endogenous ODI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and domestic R&D are interrelated, but empirical evidence is affected by the nature of a firm's data, which are heavily censored. Firm data contain a firm's yes/no decision to invest in China, yes/no decision of R&D, and the decision of R&D intensity. We thus adopt a two-hurdle model and allow the China investment decision to be endogenous in an R&D model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ODI in China on domestic R&D investment in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he model, a two-equation simultaneous subsystem is formed, in which three regression equations are specified: a decision of R&D intensity, and a yes/no decision of location to conduct R&D together with a yes/no decision to invest in China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 investment and R&D intensity are positively related such that ODI in China helps to raise significantly a firm's R&D intensity as compared to the estimate if the endogeneity of China investment and the nature of data were not properly accounted.     

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     

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从空间关联视角再审视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并基于2001—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本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同时,也正向影响相邻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在不同所有制和创新水平下,政府创新补贴对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空间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政府创新补贴力度并充分考虑溢出效应、融合政府激励和市场驱动以及营造支持成功创新的环境等4项政策建议。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7—2014年中国深沪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DEA模型测度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了其收敛性,并考察了人才结构、专利保护程度和全球化战略对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但后者有追赶前者的趋势;在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中,专利保护程度以及上市公司全球化战略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专以上学历与上市公司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大专以下学历与上市公司研发效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universities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Beijing, China

Most R&D resources in China were allocated to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universities until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f the mid 1990s.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these resources,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healthy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universities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at relationship and discuss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its efficienc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ndustry in Beijing. Following a survey of 9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were analyzed. The mai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echnology novelty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at relationship, i.e. the more the collaboration, the higher the technology novelty of the innovation. However,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is less efficient in term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ch as innovation sales and profit ratios, to measure innovation. Moreover,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is still far from efficient in stimula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major barriers to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have also been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aim of devising policies and suggesting possible improvements to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