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1980—2011年的数据分析

对于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并没有确定的结论。本文利用我国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内政府教育支出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的影响,即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另外,长期中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大于短期。这说明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个长期的累积过程,因而教育投入不应该是一种短期行为。目前我国政府的教育支出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因此,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近期和长期内不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应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教育政策。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8—2008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东、中、西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的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从全国范围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税收、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9-2004年数据为基础, 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了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政府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但政府支出却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税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负,其中,间接税缩小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而直接税却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规模对收入分配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物质和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过程。本文采用26个省级面板的数据,探讨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地方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对收入分配有正面影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收入分配有负面影响,会扩大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遏制作用。另外,从三重维度上衡量,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因此,改革政府支出结构,调节政府支出规模,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推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享式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的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多维贫困指标SHPI构建了共享式增长指数PEG,然后运用公共支出、政府治理水平和部门效应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共享式增长。文章具体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影响共享式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其调整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估计了各部门公共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文章发现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但是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长期内,在公共支出、部门效应和政府治理水平三大类因素中公共支出方面的三个变量对PEG的影响最大。短期内,政府一般性支出和政府规模对共享式增长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     

我国财政支出与消费增长关系的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不均等的急剧上升.通过对我国1978年～2011年34年的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财政支出的增加对消费的增长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而消费支出是政府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消费支出的增加对财政支出有着正向的刺激作用.前期的政府财政支出会造成下期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我国GDP长期增长中公共支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包括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支出与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政府收入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为正,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短期无显著影响.从长期看,政府消费支出、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解释力则较弱.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决定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较城镇居民低,其消费较城镇居民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最后本文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分析。     

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对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是否合理作出科学判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间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显著性较差,收入责任安排的影响则较为模糊。这些影响总体上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有关:当地区经济发展和总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分权程度超过一定阀值时,适当集权将有助于优化收支责任安排,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总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责任安排不合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经济性支出分权和维持性支出集权进程偏快,总体上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动态效应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并未有效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财政分权对经济性支出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社会性支出也有正向影响,但对转移性支出影响不明显.     

我国公共支出合理规模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就关于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说法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我国现阶段主要公共支出和其他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变量系数的研究结果,政府就能相应控制公共支出规模的幅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提供一个有效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方案,将会为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1980—2005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业GDP将增长0.30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偏差。因此,政府应在增加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同时,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以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配置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区域经济结构中有关教育的理论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各省区、直辖市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但作用力度并不相同.由截距项体现的非教育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各省区、直辖市之间表现的差异性也非常大.另外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个因素对同一省(或区、直辖市)的作用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宏观税率为28.63%时达到最优值,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我国政府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影响的经验分析

文章用我国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度量政府支出,计算出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作为我国财政政策变动的代理变量,用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度量人类发展状况.对数据整理后,形成政府支出增长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时间序列.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考察了政府支出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在借鉴其他学者对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1990-2003年间,我国财政政策的变动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解释,我国财政政策依然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政策偏向的,考虑财政政策变动的时滞,发现其对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为负.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贡献要素分析

经济增长是近20多年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改善的最主要动力,但随着政府财政能力的日渐充裕,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却逐渐成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制约因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偏好的贡献度势头较好,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较快增长,成为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的新动力.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逐渐增强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领域的责任,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偏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共享发展"理念,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构建更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以消除贫困为切入点进一步改善民生.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 ,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 ,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 ,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 ,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 :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 ,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 ;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 ,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 ,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衡量行政腐败的指标 ,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支出。预算外支出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而且 ,预算外支出由地方或政府官员控制 ,由此引起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这表明 ,预算外支出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