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三个方面.由于美国对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美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多、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和政治因素导致的双边贸易平衡问题是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症结所在.对此,中国应主要采取妥善处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应对策略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在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等要素禀赋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维持中美两国健康、和谐、稳定的经贸关系至关重要，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然而。中美贸易摩擦一直不断。本文针对贸易摩擦的深层次根源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多层次原因进行阐述，从而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美国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因此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美国2009年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在制造业产值、 制成品出口、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大国,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在美国进行制造业回归之时,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美产品有了更多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本文介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分析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变化情况,总结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提出了中国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即推动中美在高新技术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 努力拓展中美贸易自由化的新渠道、 鼓励和引导科技创新,力促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从国家层面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     

浅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

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数据资料,阐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论证了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等七个因素是影响中美贸易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应对策。     

中国高端制造业贸易在美受阻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近年以来,华为、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屡屡失利,使得中国高端制造业贸易在美受阻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该文回顾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分析了在WTO规则约束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与经济衰退的"悖论";引入了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了"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是造成中国高端制造业在美国受阻的贸易摩擦症结;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核心产业受到我国前所未有的冲击,决定了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和协调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主题。     

美式“数字霸权”:特征、动因与影响

凭借先发优势和大量的人才与技术积累，美国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率先制定了行业标准，控制着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由此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美式“数字霸权”,并呈现出美式价值观优先、滥用“双重标准”以及“小圈子”霸凌行径的鲜明特点。美式“数字霸权”有增加汲取全球数字经济红利、谋求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针对中国数字经济封锁的谋划结果。当前，美式“数字霸权”在全球数字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中美数字博弈的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国自身能力的限制。中国需要在常态化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更为广泛的数字合作，增强中国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合规性”贸易壁垒将成美国新保护伞

当前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美两国都不遗余力地发展本国相关产业,美国业界深感我国各产业迅速崛起给其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历史上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例如欧共体和日本,都深受过"合规性"贸易壁垒之苦,对此有切肤之痛.可以预见,美国如果滥用"合规性"贸易壁垒,是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危险开端,其危险在于其单边性,这种单边性与现有的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是相抵触,同时其危险性还在于如果其他国家也效仿美国,来削弱中国这个竞争对手. "合规性"贸易壁垒的明显特征 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采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特征.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受害者.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思考及对策

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加,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近年来,中美之间就贸易顺差等问题使摩擦不断升级。本文通过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提出应该采取怎样的贸易对策来妥善处理中美贸易关系,以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运用全局思维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思考北大核心SSCI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双边贸易摩擦有所增多。特别是今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过分强调其单边的、单项的贸易逆差,给中美双边及国际多边贸易格局带来了恶劣影响。对于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需要认清其实质,以全局思维科学,分别施以应对举措,保证外交利益,同时,要对美方在贸易赤字方面的统计口径予以更正,用全局思维,以国际法律据理力争,在谈判和舆论上赢得更多主动。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点攻击对象。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也只能在彼此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试中逐步得到解决。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不同于一般贸易理论的有效解释及说明,有助于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发展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对中美贸易关系形成严峻挑战。然而,中美贸易不仅仅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关系,还会对两国的政治关系造成影响。本文用理论模型证明了贸易发展有减少或抑制冲突发生的作用,同时用1995-2010年中美两国的数据证明中美贸易发展是中美政治合作的显著动因,虽然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政治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两国的贸易和政治合作仍存在长期平稳且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金融危机下中美应加强经贸合作以稳定双边关系,而非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对峙。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政府的有效应对——以"轮胎特保案"为视角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也促使各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从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最近发生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由于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贸易摩擦。美国的贸易限制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行业协会紧密配合,共同努力,这其中,政府的引导和协调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7年-2009年中美贸易中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中中国大部分行业污染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出口规模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的产业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越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与污染品并无必然联系;美国对华FDI转移并未引起美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全球FDI向华转移使得"污染天堂"理论在华成立;中国出口CO2排放速度低于其出口速度,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变中国污染顺差国的地位,中国需加强对美国污染品的进口,积极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快对价值链高端清洁产品的生产。     

China–US trade: implications on conflicts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trade, the U.S.’ trade, and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alysis of each aspect has direct and indirect implications on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focus on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the growth of trade, import penetration, increased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firm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goods, China’s WTO entry and its compliance, and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While each of the factors can lead to trade frictions, individual factors will not have led to a large-scale trade war. These factors converge within a brief period and thus can be considered the China shock, thereby making other countries’ adjustments to their economic structures difficult. Therefore, trade frictions are inevitable.     

无配额时代中美欧纺织品贸易状况及我国的对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出口贸易中,纺织品一直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之一。随着纺织品配额全部取消,来自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不公平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纺织品贸易将成为未来我国与欧美国家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额呈迅速上升趋势,中美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两国的贸易差额也逐年增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加剧了贸易摩擦。本文首先从美国在华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所产生的各种效应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然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结论,即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提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关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政府的有效应对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也促使各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从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最近发生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由于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贸易摩擦。美国的贸易限制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行业协会紧密配合，共同努力，这其中，政府的引导和协调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在大国兴起过程中,特别是当一国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弃.此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中美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了中美农产品加工业贸易状况,并对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美农产品加工业贸易快速发展;而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中美两国人均GDP差异、行业开放程度则较强地促进了两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基于此,中国应侧重提升中美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施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双轮驱动战略。     

Trade responses to geographic frictions: A decomposition using micro-data

A large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geographic frictions reduce trade, but has not clarified precisely why.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why such frictions matter by examining what parts of trade these frictions reduce most. Using data that track manufacturers’ shipments within the US on an exceptionally fine grid, we find that the pattern of shipments is extremely localized. Shipments within 5-digit zip codes, which have a median radius of just 4 miles, are 3 times larger than shipments outside the zip code. We decompose aggregate shipments into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and show that distance and other frictions reduce aggregate trade values primarily b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ommodities shipped and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shipping. Extensive margin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over very short distances. We examine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as an explanation for highly localized shipments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find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is hypothesis. In another significant finding, we find no evidence of state-level home bias when distances are measured precisely and trade is observed over a very fine 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