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环境、政治关系与保荐人信用监管的选择性执行

以2004-2014年受到证监会信用监管的保荐人为研究样本,从"信用监管"角度研究监管机构对保荐人违规惩罚力度的选择性执行行为。研究发现:(1)在证券市场低迷时,证监会唯恐打击市场信心而较少地重罚违规保荐人,但在证券市场比较活跃时为了提高证券发行的质量,证监会会选择加大惩戒力度;(2)有政治关系的保荐人相比没有政治关系的保荐人受到的处罚更轻且逃避处罚的时间更长。进一步研究发现,违规保荐人所在的保荐机构的未来市场份额与其处罚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所受处罚越重,其未来市场份额越小。     

我国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的演变及评析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新股发行监管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额度管理、指标管理、通道制、保荐制。不可否认,它们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都起到了阶段性作用,但新股发行中存在的诸如“虚假上市”、权力寻租等问题却始终无法根除。本文对各种新股发行监管制度进行回顾并作了评析。     

浅谈我国现行IPO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IPO不断暂停与重启的现状与IPO制度之间存在的可能联系,进而剖析我国IPO制度的演变历史在发行定价制度、发行审核制度、发行配售制度这三个方面的体现,并从制度的立足点、新股高定价、保荐人制度、新股分配申购等方面分析现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改革建议.     

保荐人的保荐期限

<正> 2000年10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创业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三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送审稿)的第三章均比较全面、详尽地阐述了保荐人的责任。《保荐制度暂行办法》规定,保荐人的保荐期限为股票发行上市期间、股票上市当年的余下时间及其后的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也就是说,保荐人的任期包括这三个连续的时段,中途不得无故中断。《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则规定,保荐人的任期自聘任之日起,应当至少包括公司股票上市时该会计年度的其余时间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后至少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当上市公司与原保荐人解除保荐协     

国航“瘦身”上市

<正>新股发行的无风险套利模式由国航的临阵瘦身而遭遇重创,其中考量的是发行企业、保荐和承销机构的定价能力和公信力。国航8月份的上市之旅可以说是充满了忐忑和波折的。8月9日．国航在发行公告中称．如果网上发行仍不顺利．承销团将包销剩余股份．国航将成为新老划断后第一只需要包销的股票;8月14日．虽然国航最终     

辩证看待新股破发,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

新股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带来投资者期望的结果。新股发行一方面成为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的盛宴,另一方面则变成了市场与投资者的梦魇。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的"三高"发行成为新股发行市场的毒瘤。新股破发、中止发行使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投资和融资功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了投资者的最大期盼。     

论我国IPO定价主体的独立性及其法律完善

新股发行(IPO)市场化定价模式要求定价主体在定价过程中保持既独立于政府又相互独立的地位。2009年我国开始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效果不甚理想,症结在于定价主体的独立性未实现。政府掌控证券市场进入、退出的关口,决定IPO的频度与数量,影响IPO定价;定价主体之间的独立性也不足,形成利益同盟。加强定价主体的独立性必须完善法律制度。放开证券市场进入、退出环节,加强审核机关的责任;同时,通过事前约束和事后补偿强化定价主体之间的独立性。     

IPO配售中的利益联盟——基于基金公司与保荐机构的证据

文章通过考察基金公司支付给保荐机构的佣金与IPO网下发行获配概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我国IPO配售中的公平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在IPO前一年,基金公司支付给保荐机构的佣金越多,其获得配售的概率越高,且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收益率较高的样本组.由于我国保荐机构并没有自主配售权,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基金公司为提高获配概率所采取的措施.研究发现,基金公司主要通过提高报价和申购数量的方式达到获配的目的,这一现象亦在收益率较高的样本组中更加明显.上述证据表明,我国IPO配售中存在基金公司与保荐机构结成利益联盟的现象,即保荐机构获得了高额的佣金,基金公司则提前从保荐机构获得发行人的敏感信息,重点参与收益率较高的新股发行项目以获得丰厚的收益.文章的结论对于监管部门改进IPO询价制度具有借鉴价值.     

保荐人制度批判

本文在分析我国保荐人制度产生背景的基础上,揭示保荐人制度目前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保荐代表人资格授予制度不合理、通道制依然存在、违规成本太低,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保荐人制度之建议。     

保荐制与股票隐性发行费用——兼论股票发行权管制放松的交易成本效应

在我国股票发行过程中,隐性发行费用是比信息不对称成本更重要的交易成本.根据寻租理论可知,尽管受现有配套制度环境的约束,股票发行保荐制的实施依然对企业的政治寻租和私人部门寻租均有抑制作用,进而产生了降低隐性发行费用的效果.在计量隐性发行费用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保荐制实施后隐性发行费用大幅下降,并且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地区中介组织发育越完善,隐性发行费用下降越明显.这一结论为处于争议中的股票发行权管制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IPO定价效率一直是我国新股发行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以2006年9月16日《证券承销与管理办法》颁布后至2008年12月31日深圳中小板上市新股为样本,从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类型这两个维度来研究机构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新股定价效率。研究发现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与IPO抑价率正相关;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中基金、券商所占比例与IPO抑价率负相关,而财务、信托投资公司所占比例与IPO抑价率正相关。这一发现丰富了对询价制和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我国股票一级市场的供求分析

由于我国股票一级市场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 ,即高收益、低风险格局的存在 ,以及新股发行实行额度控制和计划定价 ,导致了我国股票一级市场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因此 ,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和券商保荐制 ,并进行公开竞价发行 ,是解决我国股票一级市场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     

正向反馈申购者、市盈率管制与新股发行定价

传统的新股发行定价偏低观点受到了一些定价偏高实证现象的质疑,且难以解释我国长期实行的发行市盈率管制政策。本文在原有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从正向反馈的非理性角度研究发行定价,进而分析市盈率管制政策的作用,并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新股发行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正向反馈申购者,他们受近期新股上市表现激发而参与申购,这种噪声需求的存在使得新股即使被高估也仍然能够成功发行。发行人和承销商意识到这种噪声需求的存在,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他们会抬高发行定价,而机构投资者在近期新股上市表现较好的情况下也易于高估新股,因此也能接受较高的询价价格。实证结果验证了正向反馈申购者对发行定价的这一正向影响,并且发现市盈率管制政策能够对此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保荐人与企业间双向选择

<正> 在创业板市场实行保荐人制度的情况下,保荐人是确保拟上市企业质量的第一道看门人,它在推荐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前,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对拟上市企业进行精心筛选。同样,拟上市企业在发行上市前,也应当委聘保荐人来为其提供全面、优质的保荐服务,它也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从各家拟担任保荐人的券商中加以选择。由此可见,保荐人与拟上市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创业板保荐人选择拟上市企业的标准随着新经济时代款款向我们走来,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也即     

不同新股发行方式下初始收益率差异性比较研究

上网定价发行和市值配售是我国证券市场曾经采用和正在采用的新股发行方式。在核准制条件下,上网定价发行和市值配售这两种不同的发行方式下新股初始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表现特征有所不同。本文从各个交易主体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此作了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股票发行时选择何种发行方式产生借鉴作用。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实证研究

股票发行定价效率是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该文从一级市场角度,首先提出衡量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标准,并对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2000年以前,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相当低,2000年以后,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相对于以前有所提高,但新股发行定价效率依然不高。因此建议管理层尽快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新股发行制度及其外部环境改革。     

对近期新股发行制度和分红制度改革的评价

一、对近期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评价资本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形成机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尽如人意。20世纪我国新股发行曾实行审批制;进入21世纪,实行核准制,2005年以后推行保荐     

投行业应对发行制度改革

<正> 证券发行面临着从通道制向保荐人制的重大改革我国的证券发行制度正面临着重大改革。今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已起草了《公开发行和上市证券保荐管理暂行办法》,并向业界征求修改意见,目前,保荐人制度的推出正处于紧锣密鼓状态。改革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的动因是,2001年前后实施核准制和通道管理以来,虽然在发行环节出现的重大财务造假和欺诈上市行为较少了,但是,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很明显的质量问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在     

新股询价机制需完善

正目前股市的询价机制中的两个不合理:中小投资者的缺位失声与询价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现行的询价机制中,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额投资者可以参与新股报价,而普通个人投资者无权参与。这就导致了与中国股市利益息息相关的中小投资者在发行定价环节的失声。     

“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折价行为比较研究

2009年6月的新股询价机制改革以后,新股发行正式取消了询价的"窗口指导"。文章以2009年政府对新股发行的"窗口指导"改革为背景,选取改革前后在我国A股中小企业板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边界模型,对"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发行定价中的折价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改革以前新股折价行为显著存在,且折价程度不容小视,新股故意折价是IPO高抑价的来源之一;而2009年改革后新股折价行为消失,IPO抑价几乎完全来源于二级市场对其估值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