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广东山区生态补偿问题的探索——以广东粤北韶关山区典型生态补偿为例

本文分析了韶关山区生态屏障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山区生态的脆弱性,韶关山区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建立合理的山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的建议,通过生态补偿发挥生态屏障服务广东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发展山区经济,保障山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高广东在全国生态社会建设领域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     

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建设的区际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建立是目前生态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区际生态补偿由于涉及到不同的行政区域，具有较大的实施难度。本文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为例，从保护区改善水质所带来正面效益的角度，探讨了跨流域调水所涉及的生态补偿问题，提出了建立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

文章从鄱阳湖提供的生态经济价值、保障长三角水生态安全及促进江西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三个角度,分析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并依据流域的生态资源特点和经济基础,结合流域现有的财税政策,通过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政策的相关经验,从优化相关财政政策和建立生态税收体系两方面提出保障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相关具体财税政策。     

推动生态补偿机制从理念到实践转化的路径探讨

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更多的是为其他目标而并非为生态补偿制定．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来维护环境公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局限性．揭示了实践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和障碍，进而提出从赔偿观念、立法、补偿支付机制及地方模式探索等方面推动生态补偿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路径转化。     

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和保护关系到国家和区域的生态安全,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建立我国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应当从理顺相应法律关系着手.文章以区域内开展的行为活动对自然生态及区域内外人群造成的影响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学分析方法搭建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补偿关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应的法律关系加以判明.     

论我国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完善

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于促进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实现大气污染治理法律正义、创新与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就大气污染生态补偿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特别是山东、陕西、湖北等地方性法规更是对大气污染生态补偿进行了探索性规范,为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完善提供了有益经验。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尚存在缺乏专门法律支撑、生态补偿主体过窄、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标准不合理、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为促进生态文明战略与强化大气污染生态补偿的法律保障,我国应以科学理念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思考

本文介绍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及其理论来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基本问题,重点探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和方法,最后分析了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虽然我国学者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至今仍然没能建立起较完善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文章从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定义出发,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相结合,由定价机制、实施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构成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加速矿区生态环境修复进程,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阐述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造成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系统分析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政策进程和实施效果,梳理我国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机制障碍。结合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补偿资金的筹措机制、使用机制、行政部门间协调规划、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建立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中国生态补偿的政策实践与几点建议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广义的角度归纳总结了我国具有生态补偿意义的相关政策实践及其成效,概要性地进行了评价,并提出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推进综合补偿、明晰环境产权基础等几点发展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原则,根据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机制,对海洋生态补偿管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对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机制提供参考。     

我国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与标准核算方法分析

通过分析已有的生态补偿研究的具体实例,探讨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和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为进一步开展实质性的生态补偿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界定生态补偿主客体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强调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应根据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文章将我国的生态补偿的客体归纳为四类,即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生态破坏的受损者、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受害者和减少生态破坏者。根据利益相关方分析,所涉及的生态补偿主体范围较广,目前在我国生态补偿具体实施过程中,生态补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研究表明,目前有关生态补偿的核算方法主要有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按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和机会成本、按生态破坏恢复或修复成本、按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以及基于生态足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等。在实践中,应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地区特点的基础上,选取适宜、综合的方法,以便构建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补偿机制。     

江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

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以江西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分析了在江河源头区域实施生态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及其政策法律依据;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确定了东江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受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会成本法"测算出生态补偿标准总额为51 335.2万元;以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三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分担模型并测算出流域下游地区广东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年分担份额为10 861.33万元,就东江源区域实施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设计。     

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测算与分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为例

生态补偿量的确定和补偿的分配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从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建设成本出发,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生态建设工程的外部生态补偿,探讨了受水区生态补偿分摊方案和水源区生态补偿分配方案和分配原则,为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提供参考。以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结合实际状况进行适当修正,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评估得到水土保持林建设工程实施后每年所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54×105万元,引入生态价值发展阶段系数调整后的结果为1.12×105万元。根据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不同,进行再次修正,可知水源地生态工程使水源地以外地区增加生态服务价值3.61×104万元。在考虑生态建设成本后,测算出水源地每年应得到外部生态补偿4.145×104万元。在此基础上,以受水区用水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为权重,探讨了受水区生态补偿分摊方案,以各生态建设区对生态服务价值的贡献比例为标准,探讨了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分配方案和分配原则。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使环境与经济获得动态平衡,使我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对如何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固碳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税收政策研究

固碳林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因其具有外部经济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性,政府必须对固碳林的生态价值进行补偿。文章根据"庇古税"原理,提出政府可通过征收"碳税"来补偿固碳林生态效益这一观点,并构建了"碳税"政策体系。同时,还提出了与"碳税"体系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固碳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碳税"交易市场的建立等。最后,对构建"碳税"体系时可能存在的障碍进行了分析。     

西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利益之争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其生态补偿体系中的各补偿主体(中央政府、矿产企业、西部与东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重利益诉求等原因,致使现存的补偿机制失去操作平台,进而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和环境极度恶化。为此,在构建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中,中央政府需要切实加强环保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干预强度,并从制度设计上完善资源税费等配套改革,同时还应设立西部生态补偿基金,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拓宽筹资渠道。     

对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思考

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实践对地方政府和农民,尤其是地方政府,经济激励不足,相关制度的设计也不能保证他们的预期收益,社会监督的空缺增加了补偿金被挪用甚至被贪污的风险,这些弊端导致生态补偿效益短期化。通过改善相关制度设计来保证动力源的经济利益是构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首要措施,然而,补偿只是生态保护的＂推力＂,它的作用只是保证农民或地方政府的经济状况不倒退,而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拉力＂才是解决＂贫穷破坏与污染＂问题的长久之计,因此必须使生态补偿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构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根本之计。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研究——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解决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保护方和受益方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补偿标准是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选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广东省东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分析现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从流域水源地保护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并依据下游用水量对补偿金进行分摊。通过测算,广东省东江流域上游六县生态保护总成本为105.38亿元,其中直接成本5.40亿元,间接成本99.98亿元,引入水质修正系数和水量分摊系数后,下游四市应补偿上游六县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69亿元。下游四市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总额为5.91亿元,应支付总补偿额度超出支付意愿总额18.79亿元。因此,在充分考虑流域上游生态保护成本和下游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利益相关双方通过谈判、协商在生态补偿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煤矿区生态环境动态补偿机理与准则

资源开采领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急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结合煤炭资源开采的生态环境问题,基于生态公平、社会公平的思想分析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和补偿的内容构成。在开采沉陷预计和动态规划理论技术的支持下,提出基于补偿成本最小化的动态补偿思想,分析动态补偿的机理和准则。认为煤矿区生态补偿既包括对损毁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还应包括对因生态环境服务水平下降造成的居民的有形无形损失的赔偿,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生态功能恢复的时间滞后性和治理资金的时间成本。动态补偿的基本准则是煤矿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阶段多时点陆续补偿,使生态环境服务损失和补偿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