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市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

基于广义矩估计法,将产业结构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西北地区30个地级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稳定,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并引入虚拟变量比较了1992-2000和2000-2012年两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视角研究无锡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同的均衡关系,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研究结果,无锡市的产业政策应当首先着重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同时也不能忽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从两个角度为无锡市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从动态的角度构建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需求结构演进,并运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现实条件下,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政府应充分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78—2013年15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各随机选取5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三大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最优；（2）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横向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全国、广东省及广州市数据的对比分析

本文构造了一种能有效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并运用它对全国、广东省及广州市1978-2009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研究期间三个层次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特征与路径。从全国到东部发达省份再到东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高级化都有推动作用,而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只出现在中心城市这一层。     

产业结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

本文通过惩罚性样条平滑方法对经济增长潜在趋势和波动进行分离,并将其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一并纳入VAR分析框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潜在趋势的影响有限,前者增加了产出波动,后者则抑制了产出波动.对潜在人均GDP而言,短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更为重要,长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显著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金融发展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果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额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规模会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而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第二,金融发展规模会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却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化程度。第三,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文章最后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0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影响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消费水平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金融危机前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也不同。鉴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政府应注意采取差异化和相互支持的政策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投资基金真的可以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吗——产业基金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驱动程度的PVAR模型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众多地方政府选择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助推工具,但实践中各地方产业基金的投资效果与期望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产业基金的经济优化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诺依曼定理分析产业基金与经济结构优化的互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结构优化表示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并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基金并不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而只是其结果。一方面,产业基金并不会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而是通过增加金融投资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会显著吸引产业投资基金。鉴于大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效果不显著,因而应当重点促进多元金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     

创新投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以中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本省创新投入可以通过1条直接路径和3条间接路径影响本地及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利用ESDA、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路径下创新资金投入对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创新人员投入则显著提高了本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本省创新人员投入通过“挤占效应”阻碍了其它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在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同效应”及官产学研的“协作效应”等空间溢出机制作用下，创新资金投入通过3条间接路径促进了其它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人员投入则提高了外省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前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后期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动态影响。     

产业结构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沿海 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海洋经济圈,在测度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研究不同地区间产业结 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1999-2017年间,三 个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都在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对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度 化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偏效应远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偏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6年经济数据,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方面,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合理化水平则出现大幅度波动、高级化较为平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主要研究时段出现轻微波动,但1998与2015年出现骤降导致整体变化较大;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未来长期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阻碍合理化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动在较长时期内将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长期发展中将会缓慢加速高水平经济协调发展进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间阻碍与推动作用近期主要来源于其本身,长期产业结构变动除受本身冲击外,均受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大。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其建设也需要由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机理，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2003—2018年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显著单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偏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单向影响，影响程度也较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之间具有双向影响关系。从提高产业发展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作用、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覆盖范围、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工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

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资不但可以通过工资差异激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并为产业结构升级储备高级人才。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资与产业结构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工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1978～2002年产业结构变化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的相应变化.实证检验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