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地理性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江苏例证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著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来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百万级司法案例的文本数据和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全量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独资进入的概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进入成本降低”渠道和“市场收益增加”渠道提高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的概率；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独资方式进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来自港澳台、母国法律起源为普通法系、进入东部地区以及金融危机后期进入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高了合资企业中外资持股的比例以及外资控股的概率。     

国别地区篇

1、香港——北京最重要的境外资本来源地 香港是最早在北京投资的地区。1980年北京市第一家外资企业航空食品企业即来自香港。香港地区一直是北京市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截至2007年底，香港在京投资项目累计8835个，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金额累计分别为198．2和95．7亿美元，分别占北京市累计利用外资投资项目、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金额总数的31．6％、30．3％和26．0％。香港在京投资发展历程如下图示：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学Moran I指数法和β-收敛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和八大区域的FDI聚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FDI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2）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吸引外资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引资格局。     

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入）效应：产业组织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FDI对同一产业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存在一个FDI的临界规模。当FDI规模小于临界规模，FDI对产业内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反之，FDI存在产业内挤出效应。比较静态分析表明，FDI溢出效应、外国企业生产成本（竞争力），以及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初始数量是影响FDI产业内挤出（入）效应强弱的主要因素。本文应用中国工业部门18个行业的Panel数据得出的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     

凭证式国债与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品种）的投资比较

凭证式国债与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品种）作为普通个人投资者的两个投资品种，即熟悉又比较迷惑，形式接近，又难以准确区别，本文从这两个国债品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方面加以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比较，并且根据个人的投资偏好以及投资特点，进行对比，选择更适合自己投资的国债品种。     

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博弈分析

摘要：石油作为一种极具重要的战略资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纷纷争夺的对象。近几年来，国内石油企业纷纷进行海外石油投资，以求稳定中国的石油供应。因而，研究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从博弈的技术角度出发，以投资母国（即中国）的策略选择为中心，分析博弈三方（即投资母国、投资竞争国和投资东道国）之间的最终博弈均衡，并指出投资母国在各个博弈点应选择的最优策略。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FDI的贸易效应——以美国、日本对中国的FDI为例

目前理论界对于FDI的母国贸易效应存在争议。基于BEC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产品分类，本文估计了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母国进出口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日本对中国的FDI与日本对华出口量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特别是中间产品，其对中国出口量的显著性更高；但对美国分类的估计结果却都显示不相关。笔者的解释是两国对中国FDI投资结构的不同，日本主要投资于工序复杂的制造业，带动了中间产品对中国的大量出口，而美国主要投资于金融等服务行业。投资结构的不同导致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差异。     

价值选择VS．价值创造——来自中国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证据

本文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业绩改善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有别于先前的研究，本文发现这个影响在中长期迅速减弱。而且，中国市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能力存在显著差异：（1）投资实力强、倾向于采用集中投资策略的基金、QFII具有较强的价值选择能力，券商、社保基金、信托公司的价值选择能力较弱；（2）基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价值创造能力，而其他机构投资者目前尚不具备价值创造能力。     

浅析如何控制投资决策中的心理偏差

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对度自信”（Overconfidence）、“赌场赢利效应”（House Money EL）、“沉没成本效应”（Sunk—Cost Effect）等心理偏差会影响投资者的理性决策1。通过分析这些心理偏差如何影响决策人的风险偏好和预期收益取向，投资者制定并严格遵守投资纪律来进行自我控制，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有助于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