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吗——评哈特和奈格里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

哈特和奈格里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认为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做出修正,进而提出了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本文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他们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1)以"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模糊"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商品价值量"是抽象意义的"计量",是对本质的规定,而非具体意义的"计量",它由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社会过程客观决定,不能以具体意义的"劳动时间难以测量"来否定价值的质的规定;(2)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服务于哈特和奈格里主体政治的理论建构思路,他们对价值的解读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商品价值,不如说是政治价值;(3)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建构方法,早已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应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     

阿尔都塞“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一点启示

阿尔都塞将教育学校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对此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这一见解有其独到之处,令人深思。学校不仅使受教育者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培养出了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这确实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应当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阿尔都塞的独到分析,为我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社会主义教育和当前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特别是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启示。     

我国公共资源审计研究综述

基于受托责任、监督制约、绩效审计以及和谐社会构建四个视角,对当前公共资源审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国家和公众为维护公共资源的安全、完整和有效管理,需要对公共资源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于是产生了代表国家和全民利益的公共资源审计.公共资源审计对监督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法秩序与政治决断——有关“政治宪法学”的批判性检讨

本文通过探讨“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尤其是对于两种版本的政治宪政主义的检讨，以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本文将首先探讨政治自主性这一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检视高全喜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限度。其次，本文将探讨作为人类意志之表达机制的法秩序的性质，并以此修正陈端洪式的政治宪政主义。最后，本文将通过重新阐发古典国家观念以便提出一种国家德性理论，从而将国家德性作为“驯化”那个会随时不受自身设定之约束机制所约束的“政治”。进而阐明法秩序与德性作为国家之自我约束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机制，而这正是一种康德式的政治宪政主义，亦即一种自我立法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基本旨趣。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现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越来越倾向于总体性与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强调资本主义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与形式,而是一种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形态.他们否定了美国型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标准资本主义的观点,肯定资本主义有多种选择与多种形式.这些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与分析,认为资本化、全球化以及自由主义造成了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使得社会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问题日趋尖锐,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危机,典型表现是2008 ～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他们在质疑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其可以通过调节与调和方式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生的可能.     

经济民主：一种关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家借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作为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的角度,我们可以为经济民主正名,并以这一核心范畴为基础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当今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本文认为,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资本主义终结将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本文说明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所面临着五种系统性混乱: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高举“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旗帜,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正>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又一马克思主义论断。加深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创造远高于资本主义并使之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苏维埃的实践而得出     

全面领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对人类走向未来社会的道路有两种预见,一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二是在19世纪70-90年代。导师们基于对贫穷落后的国家的多年潜心研究,提出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     

管理的“复杂”嬗变

基于人性认识视角梳理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指出面向人本通性的规模效率型"简单"管理忽视了管理过程的价值创造,提出工业4.0背景下需要构建复杂科学管理架构,充分彰显"人"本个性的价值创造。     

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本文认为,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自身慢性衰败的过程,本文列举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所面临的5种系统性混乱: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世界性金融危机回归“政府干预”新时代——基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视角

此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世界上发达的西方经济长期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自上个世纪大萧条之后,西方世界纷纷摆脱凯恩斯主义而运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经济运行,就已经潜在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又将再现,危机发生主要在于存在固有缺陷的经济理论对经济进行了错误的指导。文章拟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行研究。     

财政预算的“公地悲剧”: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一种解释

财政支出增长的经典理论忽视了对财政预算的公共资源属性及其对预算行为主体影响的研究。财政预算资金具有公共资源的经济属性，在预算决策的政治过程中，会导致财政预算的“公地悲剧”。这是预算资金配置使用效率低下、财政支出规模恶性膨胀的经济性根源。财政预算过程的政治逻辑则规定了财政支出规模相对扩张的途径和限度约束。     

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创新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比较

通过对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创新动力和结果的主要观点与概念框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重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经验证据对其理论预测进行检验。以此全面、辩证地看待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提出对"中国建立科学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启示。     

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基于《资本论》的视角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别经历了强调制度稳定性对经济增长以及对利润积累作用的两个阶段,其经济危机理论也发生相应转变。从《资本论》视角看,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将劳资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其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有益探索。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忽视了技术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对危机机制解释并不科学,且有意淡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因此,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经济实践,完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相关组成部分,使其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工具。     

“一国两制”与我国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它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已为人们所公认。而且,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正日益显示出来。而对后者,我们目前的探讨还不多且不够深入。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把它作为“香港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奉献给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一、“一国两制”有利于我们发愤图强,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彼消此长,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出现了相持的局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腐朽的,但目前尚在发展,并没有进到消亡的阶段;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优越的,但目前还不成熟,尚未发展到足以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水平。“一国两制”的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总结,一定会触及中国经济成功是否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并建筑在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格局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有所区别.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双向嵌入观”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地方产业联系越来越密切。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从单向嵌入观转向双向嵌入观,论证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与地方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一种相互嵌入、互动耦合的关系,提出了块状经济与链式经济有机融合这一新的全球经济模式,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了论证。在分析广东模式与浙江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论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对比分析

对于20世纪70年中期以来的全球化竞争的趋势、本质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极不相同的看法。文章通过对这两大理论流派的分析视角和概念框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产生观点分歧的原因,并提出,要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当今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本质,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将马克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理论与当今竞争环境和形式的变化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广东省“核心—外围”区域合作治理——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为例

针对广东省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合作治理空间——经济合作区,基于新区域主义区域合作治理理论,结合案例研究,首先从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广东省核心—外围合作模式演变的制度构建,然后进一步分析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新模式形成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在21世纪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是地区间合作的起因,资源互补性和地缘关系成为内在和外在主要动力。在资本空间重构过程中交织着各种地域组织的尺度重组,从"对口扶贫"到"对口帮扶",新时期广东省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模式无论是形成机理、表现形式、区域效应,还是政府角色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多元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