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治理体系视角下的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2023年3月开启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推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深度调整，在建设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回顾与国际对比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持续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历史路径形成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体现出一定的历史逻辑，包括监管模式的调整、监管目标的选择、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等，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路径参照。我国本轮改革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式双峰监管”体制，符合监管改革的历史逻辑，在建立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将持续加强金融监管体制的内涵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     

金融信用体系与“准公共产品”

现代社会是信用经济,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势在必行。文章认为,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是能有效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由于金融信用体系的本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准公共性”,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建设我国金融信用体系。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涵要义、逻辑衔接与实践路径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建设既包括金融生产力发展,又包括金融生产关系变革,旨在实现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向现代金融服务方式转变,最终构建起金融领导强、金融实力强、金融服务强、金融供给强、金融监管强、金融开放强、金融安全强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强国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密切相关的。为高质量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建设、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的领导;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细做实5篇大文章,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以金融数据治理为例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及内在要求。金融数据治理作为实现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是数字化时代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提出管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空间”概念，探索数据治理的一般性治理框架和原则，构建小微联合贷款风控系统作为实例进行分析，提出重构和完善金融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原则与措施。数据空间视角下，数据治理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完整内容和结构，即技术应用层的数据空间物理形态与结构治理、网络结构层数据流动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安全开放平衡以及空间组织层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冲突协调。技术应用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是微观组织(企业)内部数据治理，网络结构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涉及行业与市场中的数据共治，空间组织层的治理内容和目标关乎政府及社会层面上的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数据空间为数据内部治理、行业共治和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可为金融数据治理和监管与体系设计、理念创新和手段工具的综合运用提供参考。     

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础引进了大量外来先进思想,并通过对其学习、选择与变通来实现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这不仅为后来中国金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人才和经验,也推动了本土新式金融事业和制度建设的发展。文章在考察了晚清金融思想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原因、模式、过程和特点后认为,经济发展需求是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西方金融思想的传播从外部提供了激励和参照,而开放的环境则是这一转型的前提条件,这也构成了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模式。传统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若干经验教训即便在当代中国也具有启示意义。     

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价值定位

金融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理论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安全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金融安全的形势与任务,深刻反思西方国家金融治理困境,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金融安全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的问题。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实现了事实性和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好金融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创新”活动曾给西方各国的金融机构、居民个人和企业带来了许多好处,促进了各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繁荣。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我国的金融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僵化的经营机制、呆板的经营方式、单调的经营品种已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创新”战略,借鉴西方“金融创新”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是深化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步骤,是我国金融业腾飞的必由之路。     

简论金融中介学说的发展轨迹

金融中介为什么会产生，或说现实中为何需要金融中介？金融中介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一直是金融学领域关注的问题。19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信用中介论”，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19世纪70年代“信用创造论”的兴起，该理论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如商业银行不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且创造信用，这一观点曾被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用来解释货币经济周期。本拟对金融中介学说的发展轨迹作一分析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金融密码看建设金融强国之道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本文试图着眼于哲学观转型视角,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密码,以期为准确阐释“建设金融强国”命题提供新视角。具体地,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对中国哲学传统的三条要义即有机主义、互补主义与整体主义做了简要梳理,并由此判断主流经济学框架所依赖的西方哲学观何以在解释中国经济金融问题时具有不适用性。据此,本文重新解读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金融故事,以探寻蕴藏在中国奇迹深处的金融密码。它们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制度互补、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均衡、国家与居民的“金融联盟”以及货币政策的“居中之道”。本文的结论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金融发展模式一定是中国式的,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开辟理应放眼世界,但更须立足本土和脚踏实地。     

厦门市发展“共富金融”的模式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液，为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应通过共富金融不断注入源头活水。厦门市金融服务基础良好，在聚焦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需求、关注小微企业成长、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上成绩颇丰，打造了“共富金融”的厦门模式。但鉴于产业结构不优、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房价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等问题，推进共同富裕任重道远。下阶段，厦门市“共富金融”应在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和“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战略方面继续发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文章在研究美国金融现代化70年历程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关于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论述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微观金融理论,运用理性预期假说、多目标优化方法,建立三个基本模型,推导出美国金融创新的路径.模型在运用到我国金融领域时,成功地解释了我国金融创新的诸多问题的根源.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关于金融发展和改革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金融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地位,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金融风险这一重大关口;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其天职与宗旨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强调应与国外构建货币金融多层次大流通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现代化和全球化;始终要求坚持监管和创新并行,以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突出强调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方向正确。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伦理体系——兼议西方金融伦理的批判

金融伦理是金融行为的价值尺度与道德准则，是制定金融主体行为规范和金融监管规则的理论基础，是现代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伦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构建中国特色金融伦理体系应首先摒弃西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深刻认识其理论缺陷与逻辑谬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引，结合中国特色金融实践，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构建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以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为金融行业的基本要求；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以服务经济社会需求和人民需要为指南的金融伦理体系。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韧性治理——“一带一路”10周年的金融治理沿革及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来，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助推“一带一路”成果由合作伙伴共享。然而，当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却面临大国竞争和俄乌冲突的外部压力，加之金融市场的内生性风险，给“一带一路”金融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下“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本文基于生态学的韧性治理理念，系统阐述了金融韧性治理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治理范式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在具体治理实践中，“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应重塑高效响应的韧性治理理念、构造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主体、塑造周密细致的韧性治理体系、采取均衡完备的韧性治理举措和构建切实有效的韧性治理机制，为防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构筑“五位一体”的韧性屏障，搭建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框架。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从西方银行业演变看我国西部金融组织经营网点的制度变迁

西方金融组织的经营网点演变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让人寻味、让人思考的层面很多；尽管到目前为止，以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金融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但是，其对经济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仍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借鉴西方金融组织经营网点的发展经验，确定西部地区具有区城经济特征的网点经营发展模式，是一种制度变迁和对金融制度、政策的“公共选择”过程；它对于西部地区金融组织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论我国政策性金融的转型

我国政策性金融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政策性金融在实际运作中的弊端逐步显现,政策性金融转型是必然趋势。在政策性金融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明确政策性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又要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理顺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调整其作用领域,改革其提供方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金融体制。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调整政策性金融的提供方式,即由直接提供资金转向提供国家信用,由审批信贷资金转向审批国家信用限额。     

后发展地区的现代化跨越与金融支持

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需要根据“四化同步”要求，补“四化”短板。后发展地区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的推动，但现实中，后发展地区金融供求的低水平均衡导致的金融排斥成为其资金投入不足的重大阻碍。要克服金融排斥，就要以金融创新突破后发展地区低水平金融供求均衡。要在我国现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进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和互补性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既要提升金融机构在后发展地区尤其是其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促进资本要素向后发展地区流动，进而推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要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创新金融工具，助力后发展地区及其农户发展项目的推进，锁定各类风险。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

本文阐述了作者近二十年来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理论与发展金融学的探索与研究历程,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并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金融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提出与论证了建立发展金融学的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行动导向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引,要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绿色竞争力,与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目标契合。论文建立了生态文明目标行动导向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逻辑分析框架,提出了实践路径。具体来说,就是以生态安全为底线,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目标,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特征,以生态与产业融合、制造业转型升级、清洁能源体系、绿色消费模式为核心内容,以绿色金融、考核评估和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力,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