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差异性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技术创新投入对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基于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数据,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即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2)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差异,其中,非国有企业表现显著而国有企业表现不显著;(3)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两类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同。因此,研究建议:第一,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企业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完善政府补贴机制,创建更加透明的补贴评价机制;第三,在研发创新中注重提升管理效率。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可以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相对于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大型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战略性新兴企业和中小型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产品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此，建议合理配置政府创新补贴、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市场竞争调节效应，以深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能源消费和供给的重要性使得政府给予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更多关注和支持，能源企业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使得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一定特殊性。以我国能源企业2013-2018年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指标为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在评价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分别研究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综合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产出能力的表现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和能源企业的技术政策制定和创新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内部控制、研发投入与上市企业创新绩效

文章基于研发投入视角,采用2012—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的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遮掩效应;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更大,在总体上支持“国有企业促进论”。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

选取深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以技术投入持久性为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外部环境、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投入惯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外部环境动荡时,惯性的积极作用表现〖JP〗更加显著;企业规模抑制了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财务杠杆对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还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提示,制造企业应运用高水平投入,采取持续不变的技术投入策略应对动态环境。大规模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防止盲目执行技术投入策略。针对“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应注重合理利用负债融资,发挥负债的治理效用。     

国有企业绩效的反事实分析——基于2004、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和2015年企业数据的研究

国有企业的绩效问题，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绩效低是比较普遍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以各种计量方法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定量分析结果为依据的。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统计显示，国有企业人均营业利润和总资产营业利润率低于非国有企业，但人均工资和人均福利费高于非国有企业。由此可以合理的推断，人工成本的差异可能是造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为证实这一推断，本文采用反事实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人工成本下降，绩效上升；民营企业则相反。人工成本的差异造成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差异的推断得到证实，并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企业绩效的反事实分析为合理评价国有企业绩效提供了新视角，有明显的政策意义。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数字赋能企业升级:路径识别与政策支持

深度挖掘微观主体的数字化升级质效是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决胜关键。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升级绩效的经济效果、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企业升级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数字化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赋能和企业外部价值链赋能双重路径影响企业升级绩效,前者体现为技术创新效应和营销管理效应,后者体现为产业链重组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升级绩效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即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市场治理均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数字化升级效应及其政策调节效应整体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发达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通货膨胀、上下游垂直生产结构与企业绩效——兼论通货膨胀在企业部门的再分配效应

本文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上下游垂直生产结构,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通货膨胀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2)由于上下游产业之间在企业资产结构与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通货膨胀对上下游企业存在相反的异质性影响,相对于下游非国有企业而言,上游国有企业多处于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因此通货膨胀对其绩效水平的提升更高,但通货紧缩时的情况则完全相反;(3)这种再分配效应加剧了国有企业绩效的波动程度。受此影响,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高涨时期的业绩突出,绩效表现远高于同期非国有企业;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拖累,业绩下滑程度更甚于非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