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急功近利抑或行稳致远:CEO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效率——基于地理邻近性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地理邻近性促进了个体间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递,加剧了社会比较效应,从而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本文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测度企业间的空间距离来划定地理邻近区域,实证检验了地理邻近性视角下CEO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CEO薪酬差距降低了企业研发投资效率。通过变换代理变量和研究样本、改变估计方法、采用安慰剂检验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影响路径检验表明,地理邻近性薪酬差距增加了CEO的过度冒险倾向和CEO主动离职,进而降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理邻近性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负面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未实施CEO股权激励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经理人市场竞争弱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区别于高管薪酬差距的行业研究视角,本文从地理邻近性视角出发,既拓展了高管薪酬差距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考。     

家族涉入、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研发投资

基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利用1 745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并探究了企业国际化战略（地区多元化的一种）、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其组合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家族涉入阻碍企业研发投资;国际化战略缓和了家族涉入对研发投资的阻碍作用,但产品多元化战略加剧了上述阻碍作用;同时采取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可以缓和家族涉入对研发投资的阻碍作用。不同类型多元化战略的作用不同,应重视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及其后果。     

家族终极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认为家族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有两重影响:"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针对上述争论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将探讨家族终极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对全体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家族所有权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2)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3)对家族自利倾向强的企业,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对家族自利倾向弱的企业,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4)基于制度环境和控制人自利倾向两个维度,可以把样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制度环境好且控制人自利倾向低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才能显著降低债务代理成本。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CEO薪酬决定因素研究进展

从研究层面、研究要素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2002—2017年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关于CEO薪酬决定因素的65篇论文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表明:财会金融领域中对CEO薪酬的讨论趋于成熟和稳定,而社会管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样化;从内容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和高管劳动力市场均衡仍对CEO薪酬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从方法来看,质性研究和模拟仿真的研究方法应更多地运用于该领域的研究。     

国外企业研发人员的差异化薪酬

本文在力求把握国外薪酬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从整体的研发人员的薪酬、不同研发类型的研发人员薪酬两个层面,对国外企业研发人员的薪酬研究进行了提炼和分析,以期为中国企业研发人员的薪酬研究提供借鉴。     

关于CEO财务背景和投资效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自1984年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以来,高层管理者的特征与组织各项产出之间的关系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CEO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之一,在组织内拥有最终的经营决策权,其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总结了以往国内外关于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进一步值得研究的方向,丰富相关的研究资料.     

对上市公司CEO薪酬体系的再设计

薪酬作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在吸引、保留、激励CEO勤勉工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通过对分析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在CEO薪酬体系上存在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依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提出了领先—权变的薪酬水平和保健—激励的薪酬结构,从保障基本生活、短期激励、长期激励三个角度设计薪酬组成部分,以使CEO薪酬体系能为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增添竞争力。     

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合理制定CEO的薪酬问题,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文章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尤其是设立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中,CEO薪酬水平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属性严重影响了CEO的薪酬水平以及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性。因此,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同时进行产权改革,以及通过设立次级委员会的方式,加强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     

How d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EO decision horizon and compensation imp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nings pressure and R&D retrenchment?

Alth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has been accumulated, how earnings pressure from stock analysts affects a firm's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remains unclear. In order to make this relationship more cle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arnings pressure on a firm'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by considering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EOs’ decision horizon and incentives. Our hypotheses were tested by firms from the S&P 1500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2.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arnings pressure has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a firm's R&D investment, and also that it goes worse when CEOs have a shorter decision horizon.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we found that either CEOs equipped with higher stock ownership or fewer stock options can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 of a shorter decision horiz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nings pressure and R&D retrenchment.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亟需科学地评价我国各地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促使各省市重视其环境治理工作。为此,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选择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了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评价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收集2008年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三十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评价分析,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建议与对策。     

Does family ownership structure affect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Evidence from Italian SME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amily control, family management and family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ffect the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By analysing a sample of Italian SMEs for the period 2004–2013, I find that family-owned businesse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investment-cash flow dependence. This relation, however, is found to be driven by two distinct factors: (i) the presence of a highly concentrated family ownership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channel) and (ii)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the family in the business (family management channel).     

软件信息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实证研发

选取上海、深圳证券市场软件信息业17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针对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较好,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加计扣除优惠;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研发投入对当期绩效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对滞后一期绩效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滞后两期绩效正向作用不明显。研发投入经济效益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处于50%分位点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最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共享产出关联视角下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测度与分解

绿色研发投入活动是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前端环节,工业企业的绿色研发投入是中国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包含共享投入、共享产出和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从技术开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视角出发,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投入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区域发展差异较低,东部地区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化的效率均值优于技术开发的效率均值,技术开发效率水平低下是绿色研发投入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海外研发、贸易摩擦与创新绩效：来自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海外研发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基于经贸自由化的前置条件证实了海外研发提升创新绩效的反哺作用。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愈发困难,海外研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为此,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探索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侵蚀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反而产生倒逼效应,推动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并积累国际投资经验,继而增强了海外研发的反哺作用。通过区分海外研发目的地,本文进一步发现倒逼效应在赴非美国家的样本中更显著。赴美研发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更为直接,稀释了提升投资效率和积累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收益。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商务理论关于贸易保护和壁垒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绩效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如何充分释放海外研发的潜能提供启示。     

标准化与企业的R&D投入倾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基础,检验了标准化对企业R&D投入倾向的影响。理论上,标准化既可能促进也可能制约创新。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标准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的R&D强度。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竞争对手的标准制定活动,企业自身参与标准制定对R&D的激励效果更大,并且这种影响在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标准制定企业之间虽然相互施加了创新约束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