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生态效率是衡量生态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中利用自然资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运用到生态效率的实证研究当中,对内蒙古地区2001～2009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CO2、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及能源的消耗成为影响内蒙古地区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总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约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规模效益的达成是提高生态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测度与差异性分析

生态效率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度指标,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应用资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尝试将超效率DEA方法应用到生态效率测度中,对中国2000—2009年区域生态效率展开评估,并据此进行各区域类型划分,进而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视角研究区域生态效率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此期间中国整体生态效率呈稳定上升趋势,但生态效率差异明显且有增大趋势,各区域生态效率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生态效率演化规律各异,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强劲但内部各省份差异呈现增大趋势,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动力不足且其内部省份差异趋稳。     

中国省域工业生态经济效率实证分析——基于两阶段效率评价模型

采用两阶段生态经济效率评价模型,对我国工业生态经济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解决了生态经济效率评价中的非期望产出问题。先计算出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然后再将二者结合起来构造出生态经济综合效率。最后运用2005~2012年工业经济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工业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生态经济综合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不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与考虑环境因素的生态经济效率表现出相同的空间差异,而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明显大于经济效率与生态经济效率。     

基于气候资源投入的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测度与区域差异

文章将气候生产潜力作为气候资源投入要素纳入农业生态效率测算体系，使用窗口EBM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2003—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域的农业生态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区域差异分析，最后使用SDM模型和Shapley值对区域差异成因进行量化解析，结果如下：(1)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农业生态效率“领头羊”。(2)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逐渐成为区域差异的主要表现特征。(3)SDM模型显示，受灾率、财政支农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负相关，种植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4)Shapley值分解显示，工业化水平是导致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且贡献率呈增长趋势，受灾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种植结构和财政支农水平的贡献率总体保持稳定。     

中国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测度及趋同分析：2003—2010年

生态效率兼顾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其综合评价有助于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2003—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测度及趋同分析表明：我国工业生态效率普遍偏低,其省际差异和年际变化差异都较大,而且存在明显的生态效率趋同。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各省的工业生态效率,既要广泛搭建技术转移平台以促进先进技术推广,还要大力提高落后地区的技术能力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充分吸收和利用。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区域工业生态效率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物质流分析法,利用生态效率理论,开展了省域和全国工业生态效率比较研究。分析了工业直接物质输入和生产过程输出情况,将物质流指标与工业增加值、区域面积相结合,以湖南省为主在时间序列上作纵向比较,在空间上与全国水平作横向比较,分析了工业物质流的结构。结果表明,在分析年度内湖南省工业物质投入的效率逐步提高,生态效率指标逐年趋优,好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湖南省工业消耗的水泥等资源性物质占比较大,工业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主要作用于本区域,工业排放的废弃物铅、汞、镉、砷大幅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省级尺度的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促进工业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2005—2017年各地区相关数据,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算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计量分析模型考察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2005—2010年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较为稳定,效率值始终在0.760上下浮动,自2011年后开始出现明显波动,并呈现出"两极化"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②中国省域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高效率区域,而低效率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高的省份与工业生态效率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均相对集中。③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阻碍工业生态效率的提高,研发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结果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林产工业生态产业链经济效率及生态效率评价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黑龙江省林区实证分析

采用了可以同时剔除外生环境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影响的三阶段DEA方法对生态产业链的经济效率及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并以2006~2013年黑龙江省林产工业数据为例,对其产业链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研究表明:(1)三阶段DEA调整投入变量后,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都具有明显差异;(2)规模效率较低是当前经济效率较低和生态效率的最主要原因;(3)采伐政策、效率考核政策均对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实现黑龙江省林产工业的规模化发展是提高林产工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所在。此外,优化政府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构建联盟型生态产业链,进行产业链上优质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也能够提升林产工业生态产业链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理论的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研究

基于2003～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际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的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总体的分析和评价,并利用删截正态回归模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然而工业生态效率正逐年好转.大多数省份工业生态效率较低,它们在减少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排放方面具有较大潜力.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看出,省际、区域间工业生态效率差距较大,促进地区之间的工业技术交流和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外资利用对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改进有积极作用,而工业污染治理和工业生态效率呈现弱显著正相关关系.     

智慧城市建设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地级市为例

基于2005—2017年中国9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方法评估了相关地级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对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平均而言可以提高城市工业生态效率5%～8%;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经济集聚水平、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分别提升了1.34%、0.46%和4.32%;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加大智慧城市试点、引导工业持续升级、创新城市智慧管理等政策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地区差距分析

本文在扩展农业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农业生产率指数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农村发展指标,以此来衡量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变化状况.为了考察中国农村发展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不同方法对其收敛性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了时间和省份特殊效应、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中国各省农村发展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内部差距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     

中国影响就业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东、中、西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要素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西部较明显,东、中部并不明显;出口比率要素在东部和西部能显著影响就业;如果东、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依靠总投资拉动,会对本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需要更多通过扩大总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东、中部的物质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就业增长,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对于该区域就业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三个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就业增长都不明显,城镇化的内生就业创造功能在各区域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中国的生态效率指标研究

生态效率概念的发展与应用,将有效地促进经济转型,并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目前国内生态效率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特别是在循环经济建设、评价领域研究较多。借鉴国内学者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构建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指标,分析中国1990—2010年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对信贷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对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探索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选取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最具代表性的GDP和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信息变量之一的信贷规模,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回归模型,分区域对经济发展促进信贷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会导致区域金融发展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中国,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停留在国家的层面上,而只有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问题的核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比较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差距,随后采用面板数据的处理方法,对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同时IV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单纯量的扩张方面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服务业增长质量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1978～2006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现状,并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考察了其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稳定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基本无差异,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在分别考虑了截距项、时间趋势、时间特殊效应、省份特殊效应、省份时间效应与序列相关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各省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内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条件性β收敛。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调性研究

将创新划分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3种类型,构建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比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3类创新发展水平,并测度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3年间我国东部地区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处于濒临失调或勉强协调阶段,东部地区创新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应重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