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轨道交通站域商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与之相随的是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涌入。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中心城区的人口与就业日趋饱和,城市发展向郊区拓展。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转移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郊区基于轨道交通站点进行的城市开发中,合理的站域商业开发有利于形成“郊区居住/办公+商业开发+大规模公共交通”的稳定的发展局面。因此,对于上海郊区站域商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从"人口红利"理论预期出发,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区分了"抚养比"和"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抚养负担"等概念,提出了"谁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指出在解决"三不占优势群体"就业方面国家的责任,否定了单纯为应对老龄化而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给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5个考虑因素。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1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且样本期内处于曲线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有利于就业规模扩大.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呈正U型,由于处于曲线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能促进就业结构调整.因此,提高环境规制实施强度,同时做好环境规制抑制就业规模的应对政策储备,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     

后人口红利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趋势探析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在逐渐衰退,开始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新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就业呈现出择业标准多元化、择业方式自由化、就业形式短工化等趋势,同时也凸显了就业过程中的"制度荒"、"权益荒"、"技能荒"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制度、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对于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对新疆建设兵团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结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入为新疆建设兵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新疆建设兵团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随着新疆建设兵团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应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人口红利区域经济增长 ——以云南为例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红利具有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已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收获了较多的人口红利,西部地区的"城归"现象使得部分劳动力回流,有助于改善云贵等西部地区的境况.我们从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衡量标准出发,在分析我国人口红利面临困境后对云南人口红利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

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我国区域间人口红利的差异及成因

本文分析各区域间劳动力人口红利特点、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经济区人口红利特点的差异性原因,提出构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加大教育体制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等对策。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人口红利揭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老龄化将越来越严重。由于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大,人口红利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消失,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因此,正视中国人口老龄化,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问题,是一件迫在眉睫且十分重要的工作。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显著地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运行.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是在中国人口面临就业压力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命题假说,现在研究虽然较多,但仍然需要厘清一些问题.     

基于理性预期的第二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重要性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但如何解读和实现这种匹配尚有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其中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人口结构变动因素问题.现有的人口红利研究基本都是针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第二人口红利虽然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界定第二人口红利的内涵和构建生命周期储蓄模型的基础上,将理性预期下经济行为调整的5个参数纳入数理模型,分析第二人口红利与储蓄率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如何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获取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并基于理性预期对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如何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匹配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创新创业的“人口红利”与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对于构筑经济新动能的新人口红利存在着莫大的需求。"两创"是利用中国二次形成的人口红利构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就业、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特别要谨慎应对一次人口红利下滑速度超过二次人口红利的构建速度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推动创新创业构建新动能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主体引领作用的困难。在两创下促进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释放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和利好的惠及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构建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的氛围,以此催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活力。     

新疆人口红利问题探析

本文针对新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问题进行深入探析,并就如何维持人口红利期以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原因探讨——以广东省和上海市的比较为例

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 对比分析了上海和广东省两个人口迁入中心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差异是造成广东省和上海市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同的主要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可能推动中国部分地区偏离劳动密集型技术路线, 走上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道路。这种格局将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 不利于增加就业, 不利于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收获2020年前的人口红利。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强压“及格线”

正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和行业内无序竞争成为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这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资金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正在消退零点指标数据公司2013年9月至11月对全国150位本土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及高层调查发现,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和行业内无序竞争成为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这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资金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正在消退。而综合企业环境、行业环境和宏观环境三大指标的指数,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总指数得分为62.5分,处于"压线及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