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分析和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经验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补贴收入的影响，旨在发现在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启示。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本文的研究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企关系的现状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数字经济与大股东掏空行为：技术治理的新视角

以大股东掏空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始终是新兴市场公司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受到学界、业界和监管部门的持续关注。在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下，能否从技术治理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实践上的现实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大股东掏空程度越低，这一结果通过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信息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核心机制。市场化程度和法治环境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作用越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管理层持股和内部控制具有替代效应，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具有补充效应。本研究为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数字经济时代探索新型监管模式、推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改进:2002-2006

文章以2002年和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查报告为基础,选择了18个指标构建了公司治理指数,并以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及其5年间的改进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治理指数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治理指数每上升1点,公司价值约增加0.3个百分点;5年间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有明显改进,这种改善总体上会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但这一结论存在一定的内生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治理改进的效果是股东权利、董事会与监事会、公司独立性和内控与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还发现,公司风险程度、融资需求、外部市场化水平、兼并或借壳上市等公司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改进。     

公司治理、政府控制与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公司内部治理安排与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产权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呈“倒U”型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银行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相比,政府控制的企业持有较少的现金;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持有的现金越多;企业的成长性、银行债务、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地,本文提供了与公有产权相伴的“政治关系”在司法体系薄弱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经验证据。     

我国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研究——基于现实经验数据的分析

国外对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本文结合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债权人监督具有抑制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效应;政府控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效应;在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方面,法律制度环境与债权人监督表现为互补关系;银行监督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治理与银行监督对公司绩效没有交互效应,第二大到第十大股东在抑制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方面有治理效应,对银行监督有互补效应;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具有正向作用.因而,我国应在金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积极推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

本文在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制度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信息披露及时性,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机制在不同产权背景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主要受到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治理的显著影响,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并不明显;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分别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完善公司治理有赖于有效的资本市场

现代市场经济中，有效的资本市场成为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的主要路径依赖，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资本市场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能对上市公司的规范经营形成有效的约束，不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的改进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建全，除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有关外，还与公司运营的资本环境的不完善有关。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有赖于有效的资本市场。     

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 1 997年以前在中国上市的 50 8个上市公司 1 997— 2 0 0 0年 4年间的2 0 3 2个观察值为样本 ,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对公司治理效力和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 ,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效力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 ,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 ,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 ,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另外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 ,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 ,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力的提高 ,有利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更加专业化。本文的研究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证了控制权转移市场对深化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绩效倒U形曲线关系研究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治理状况的改善对公司绩效的提高至关重要。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会治理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当前董事会治理缺乏外部治理机制、大股东治理弱化、内部董事间的相互监督和经理人持股的激励效应都不强的情况下,董事会治理改革的关键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中的微观个体,其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分析。从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造假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分析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的相关概念,可以发现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分析表明,从内部来看,财务报告在公司经理人报酬契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财务报告质量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债权人治理、对外部投资者监督机制的作用。分析结论显示,应该强化会计师事务所作用、强化政府监管能力、强化企业诚信文化来完善财务报告质量。     

内部治理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考虑区域经济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法人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成U型关系;大股东治理机制和独立董事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高管人员治理机制和资本结构同资本结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联立方程实证结果显示,法人治理机制、大股东治理机制和资本结构同公司绩效具有互动性关系。这一研究结论为完善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治理、优化资本结构和提高公司绩效有着一定的实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文章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机制、管理者激励以及信息披露这四个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和外部治理来剖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文章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进展,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现状以及治理建议等内容。希望对上市公司的发展有所帮助。     

中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比较研究

随着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为国有上市公司的优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必然得到改善。因为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缺陷,还必须通过强化公司治理机制来实现。文章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入手,通过中美部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主要缺陷及其优化路径。     

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多元化经营背后的动机为切入点,对中国家族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时,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要素市场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有积极影响,但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问题研究

内部审计是现代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研究企业内部审计问题，有利于探寻出二者间的互动关系，以期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模式，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内部审计的完善要求改变传统审计工作思路，拓宽审计领域，从而使其与公司治理全面融合.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

本文以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采取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最终控制人政府级别、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政府持股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由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低;并且,大规模公司、管制性行业公司更可能由高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高。但在政府持股方式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不稳定,而大规模公司由政府直接持股的可能性更小,并且管制性行业与非管制性行业公司无显著区别。这些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级别和持股比例上)——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而国企改革策略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公司的政治动机。上述结论在剔除深圳和上海地区公司以减轻样本特殊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公司治理展望

股权分置改革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它将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格局。众所周知,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人们对股权分置改革寄予厚望。那么,股权分置改革将从哪些方面影响我国的公司治理呢?如果我们把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后股权分置时代的话,本文拟对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中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做一展望。一、后股权分置时代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分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两种模式。英美模式的特点是股权分散、股东至上,如果公司经理不能设法…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分析

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法律环境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这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呈现“一股独大、股权失衡、国有股产权‘缺位’及内部人控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