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下的中国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测度及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基于省际水足迹和灰色水足迹等的面板数据,利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出中国省际的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利用聚类分析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研究了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东部的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环境技术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HH集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LL集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较稳定;HL集聚和LH集聚省市较少,各时期均有变化.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模型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环境规制背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城市规模的分布及演进特征——基于18个国家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00和2010年中国等18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据,采用统计分布检验、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各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以中国为例,探讨空间因素在城市规模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①欧洲国家近似服从齐普夫定律的比例高于亚洲与美洲,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逐渐接近齐普夫定律的理想状态。②从城市之间的动态变化来看,全球范围城市的流动性水平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城市整体呈现向上流动的特征。其中,中国的城市动态演进由收敛增长转变为发散增长。③城市增长表现出不同空间分布特征的背后,区域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较差的区域环境对城市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优越的区域环境有利于低等级城市的规模增长,但部分中高等级城市的增长将因为城市间服务功能的高度竞争而面临阻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集群分类和传统产业集群的持续创新问题

依据集群的持续创新与否和动态性程度,对集群进行分类。特别分析了传统产业集群,并从集群知识系统的角度分析从创新性和动态性较弱的集群向持续创新的动态集群演进的过程。最后,对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动态演进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再考察

文章基于经济增长空间传导的非线性趋势,利用最新发展起来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技术,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关系进行了识别,并在社会网络分析框架下揭示了其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线性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严重低估了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而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不仅可以揭示出更多的空间关联关系,而且能够识别出更多可能的空间溢出渠道,这为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协同效应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支持。（2）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从整体上呈现出更紧密的、更稳定的网络结构形态,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最大可能性网络（ML-Network）中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够“孤立”于整体网络。“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必须从全局的、整体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探寻并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溢出渠道,发挥经济增长不同板块的不同功能,实现区域经济空间的协同发展。     

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深化省际民生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2005—2018年居民生计资本,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值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居民生计资本值高于西部地区;(2)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强度不断增大,其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日趋稠密化和复杂化,但仍存在一定的层级特征;(3)各省份个体网络中心性指标的分异性不断敛缩,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在居民生计资本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行动者”的地位,而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各项网络中心性指标均排名靠后;(4)空间邻近关系和产业高级化差异对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和人口密度差异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演化特征与旅游业空间重构

基于东北地区2002、2007、2013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多样化指数、等级结构金字塔、品质度、最邻近点指数、点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等数理与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的时空演化状况,研究发现:1从数理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度缓慢提升,同时省际差异较为显著;旅游资源等级体系呈"中间等级数量丰富,低、高端景区缺乏"的纺锤形结构,且伴随旅游景区数量及属性结构比例变化,纺锤形结构呈现"结构破缺—平衡稳定—重心偏离"的演变特征;旅游资源品质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率省际分异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凝聚型特征,景区省际空间分布演变对东北全局没有必然影响;2002年以来旅游资源集聚热点不断增多,景区分布盲区不断消亡,集聚格局由单核空间扩张向跨行政区重组联动发展;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指数呈下降趋势,景区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弱化,扩散化倾向不断加强。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轴带、旅游产业圈层、旅游产业组团三种模式出发,提出了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空间的重构构想。     

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强度空间差异的多要素比较分析

利用泰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分析2007—2013年地区基础能力、资本支持、政策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消费需求6要素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强度的空间差异。结果显示,6种要素的影响强度全国总体差异都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消费需求影响强度的空间差异最大,且东、中、西三大地带内省际间差异大于三大地带间差异,东部地带内省际差异最大。表明东部沿海省份消费需求差异是拉大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差距的关键要素。从6种要素影响强度的空间分布均匀情况看,文化产业在我国省际比较中已显现出不同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从而显示各地区文化产业的相对发展阶段。     

人力资本、创意阶层及其区域空间分布研究

文章首先比较了人力资本与创意阶层的区别和联系,随后分析了我国创意阶层的区域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并且呈现与经济发展水平非一致的特性。为了深入分析创意阶层区域空间分布的原因,文章使用岭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2003—2007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文化机会、公共服务能力、高等教育能力、生态设施水平、创意产出水平和高科技指标对我国创意阶层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最后,文章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两个指标,基于中国835个省际边缘县域1992—2012年多年份人均GDP数据,从全国、地带和省区三个尺度探讨了中国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全国尺度上,省际边缘县域经济水平在1992、2002和2012年3个时间节点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有所增强,空间关联类型总体格局稳定,集聚特征明显,空间自关联类型的格局演变反映了中国经济扩散与经济梯度的空间转移;东、中、西三大地带尺度方面,地带内部省际边缘县域的差异大于省区间的差异且发展趋势一致,地带间的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异和演化趋势具有显著的梯度性,地带间省际边缘县域的经济差异大于省区间的差异,三大地带省际边缘县域经济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中、西部地带有扩大趋势;省区尺度上,省际边缘县域与省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差异显著增大,绝对差异的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经济差异的发展趋势可分为四种类型。在经济差异的形成机理方面,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资源环境、历史基础、人文要素、区域政策等一般因子和空间近邻效应、省际边缘区位等特殊因子。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说明城乡一体化进程越快,反之,越慢。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值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的城乡收入比超过了2,其中就包括我国。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和特征,利用1996-2011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占比、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比例以及城镇化水平等。文章结合实证结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相关建议。     

人力资本投入差异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投入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且近年来仍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差异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利用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没有随着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差异的缩小而降低,主要是由教育资源失衡、学历层次不同、劳动力市场扭曲及歧视性择业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在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投入差异的同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比重、统一劳动力市场、引导居民树立正确就业观等,消除其他因素的制约,才能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analysis of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Using a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the system GM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period 1995 to 2010 in China. The estimated results and significant tests indicate that a certain degree of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is beneficial to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both stages for China as a whole, though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s relatively small. Aggravating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a cluster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the same analysis separately for two categories of regions too. The results for those two categories of regions show tha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lso exist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oth stages, which are very similar to the analysis for the whole of China. In addition, a meaningful finding can be deriv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rate to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the second stage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first stage obviously.     

Labour Markets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Wag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labour markets and the evolution of a structure of wages in China, using household surveys for 1988, 1995, 2002 and 2007. It finds evidence of both provincial and sectoral segmentation in labour markets, with eastern regions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sector enjoying high wage premiums in the early reform period. During the reform, China has progressed slowly towards an integrated labour market with convergence in incomes between the rural non-agriculture sector and the urban market-based sector by 1995, when industry flourished in the rural areas. The wage gap between the rural non-agriculture sector and other sectors increased and the urban state-controlled sector remained segmented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sectors up to 2002. However, the data from 2007 show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sectoral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分析——基于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收入分配的格局中,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远没有城乡之间的差距大。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了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乡村公路建设，从理论上说明了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公路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三级、四级公路建设显著缩小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乡村二级公路建设对附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即促进了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公路建设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乡村公路建设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虹吸效应，从而扩大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内部引起收入差距主要因素的对比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利用源自CHNS的山东省数据,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对城乡内部各自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通过对比分析分项收入集中率,探究引起城镇和乡村各自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得出结论:就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来说,城镇明显高于农村;就退休收入和其他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来说,农村明显高于城镇;而在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方面,两者没有明显差异。     

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探究了1998-2016年中国企业家精神时空演化特征,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地区差异显著,甚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整体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阶梯性递减态势,且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相近,具有一定空间集聚性;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空间依赖性增大;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创新和教育水平是省域企业家精神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对本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创新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正向驱动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省域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负向驱动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缺少系统的农民工工资的面板数据妨碍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证明城镇集体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可以作为农民工工资的代理变量,并将城镇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与集体部门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作为衡量城镇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指标。笔者通过对中国1978—2008年间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本身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是,非国有部门职工比重的增加会削弱所有制分割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全国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协整分析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乡镇经济的基本特征。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理论,对1978—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建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原因,并从研究结论中提出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