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测度与优化——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

在科学界定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新时代内涵基础上,多维度、多视角解析长江中游地区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基底及发展困境;围绕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质量测度,遴选影响人居文化环境变化的关键人类活动因子,构建由目标层(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系统指标层(人居物质文化、人居精神文化、人居制度文化)、目标分解层(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与具体指标层所构成的具有阶梯层次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景观生态理论、3S集成技术,将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划分为五类区域,实现对其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的空间分析;并从系统动力学视角提出通过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激发民众的积极能动性、精准优化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等措施。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生态学、地理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交叉与融合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文章阐释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构成、内在机制和阶段判定,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转换。在基础上,借助生态群落演替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方法,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阶段分为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个阶段,并构建了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概念模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动力机制,有较强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     

基于人居环境三元理论的乡村景观 游憩价值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乡村景观的游憩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乡村游憩产生的动机和特征入手，寻找乡村人居环境“背景元”“活动元”“建设元”有机联系、三元互动的关系，分析由背景元主导的乡村游憩资源的构成要素及功能特征。以优美性、乡土性、宜游性为价值标准，建立乡村景观游憩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乡村景观游憩价值的核心，坚持和传承乡村人居环境背景的整体保护、乡村人居活动的活化、乡村人居建设因地制宜的传统，保护乡村人居环境的自然度、丰富度、和谐度；突出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原真性、传承性；优化乡村建设的清洁度、舒适度和可达度。从而以游憩价值的发掘和利用为契机、实现乡村景观价值的保护、彰显和提升，以游憩为推动力，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提质。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在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讨论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探讨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分指标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同时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表现出苏锡常地区的高值集聚,苏北地区的低值集聚态势。为提高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并缩小人居环境的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提出相应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时空分异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2)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3)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评《农户空间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研究》

<正>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居民生产劳动、生活居住、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包括乡村居民居住、生活和活动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人工环境,涉及乡居民生产生活的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近3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人居环境已经有了较大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改善。从总体上看,尤其是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后,乡村人居环境变化较大,东部发达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乡村人居     

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化调控

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理清其空间分异特征,对因地制宜的制定区域差异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性作用。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各区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旨以剖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市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出局部圈层与多核心共存、"两极"分化明显以及"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特征。(2)厘定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势区、良好区、一般区、较差区4种乡村人居环境类型。(3)提出优势区分类开展、重点治理,兼顾后期管护;良好区规划先行,辅以农村建设用地内部整理举措;一般区强化与落实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优化乡村传统农业;较差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经济,继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的差异化优化调控策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论文从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身体健康的关系、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农村居民对人居环境质量满意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及路径六个方面,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剖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领域应关注的主体、内容、优先序、模式、保障、监督等问题,最后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体博弈行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及集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评价方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产业振兴关系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治理是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而兴起的一种公共治理新模式，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高度契合性，为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是政府、村委会、农民等主体，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的数字治理平台为牵引，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能力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过程，其作用机理集中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与基层共治机制的融合互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建立起主体联结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整体性协作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在实践中，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还面临着思维、技术、效能、主体、制度等困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需要打破传统治理思维、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数字治理运行机制、加速乡村数字人才培养以及完善乡村数字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