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干预与公司负债

笔者深入研究了银行是否会对不同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公司存在信贷歧视现象以及这种信贷歧视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与国有公司的利益紧密相连,国有公司能够更便利地从银行获取信贷资源,相对非国有公司具有较高的负债水平.与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地区相比,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决策的动机相对较弱,国有与非国有公司在负债水平上的差异相对较小.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负债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公司负债水平不合理的制度根源.     

政府补助、公司绩效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是否有助于公司绩效提升,是否会导致管理者自利行为加剧及具体路径。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虽然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同时增加了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发生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可操纵性利润在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公司管理者主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而非进行现金流操纵实现自利。     

流动性、负债融资及代理成本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融资及债权人对大股东自利行为与管理者代理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中国上市公司中债权人抑制大股东和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动机.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流动性较差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者代理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当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无显著抑制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决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公司财务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费用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从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代理成本、税率等因素出发讨论了公司风险管理决策行为,并建立了单变量和多变量模型分析我国公司风险管理费用的决定因素。在风险管理方面,研究表明,对于我国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决策行为,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干预和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公司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具体来说,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政府在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拓展了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提供了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路径。     

财政补贴、税收与公司投资行为

为了增强本地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实现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各级政府对本地区公司实行了财政干预包括税收政策措施,这种干预必然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公司投资行为模型,研究财政补贴和税收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财政补贴小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能够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投资不足的趋势会增强,而减税能够抑制公司投资不足;当财政补贴大于长期负债时,财政补贴和减税都能减少公司的投资不足.     

控制人性质与支持程度关系研究——基于ST公司摘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不同性质终极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差异。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质的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不同。具体来说,政府控制人对困境公司的支持程度要大于非政府控制人,而地方政府控制人的支持程度要大于政府控制人。支持理论认为,当公司陷入困境时,大股东将提供支持。本文研究结论对支持理论的发展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同性质终极控制人将对困境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而不是相同程度的支持。     

关于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财务理论界,对于财务困境如何影响企业的业绩没有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财务困境对企业有益处。困境企业可刺激管理者的最优决策及提高与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来改善企业业绩。而传统财务文献认为财务困境是有成本的,困境成本在企业最优结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归纳为“财务困境成本”与“财务困境收益”之争。本文认为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产生的正效应小于负效应,     

信贷规模与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信贷规模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2000年到2009年我国信贷规模的变动是房地产价格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对房地产价格存在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适合使用LSTR1模型来拟合,当信贷规模的增长超过45.76%时,信贷规模的变动会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前一期和当期信贷规模增加1%,会分别导致当期房地产价格上涨0.3135%和0.0970%。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只要房地产信贷规模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信贷规模的变动对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就会有显著减弱,本文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合理控制其他推高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才可能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     

金融生态环境、财务风险与银行信贷决策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财务风险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财务风险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银行能够有效识别公司的财务风险并据以做出正确的信贷决策,并且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银行对财务风险不可控公司的信贷决策效率,但是其在提升银行对财务风险可控公司的信贷效率方面作用并不显著.     

政府干预、金融业发展和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其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检验了各地区政府干预和金融业发展呈现出来的差异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正相关,与当地金融业发展水平负相关。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影响社会责任水平的内外部因素,包括企业规模、经营年限、创新能力、出口强度、管理能力、财务绩效、产品竞争水平、政府干预、法制环境等因素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出口行为、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财务状况等因素对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有显著影响.     

政府行为、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稳定性

通过企业、银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四方目标函数的分析和构建博弈模型的论证,得到的结论是:以GDP等数量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和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近年来中央政府时常陷入“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两难”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尽快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创建银行信贷监测系统,提高中央对地方经济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有效地导向地方政府行为,在制度上提高金融稳定性和管理的科学性。     

日本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改革措施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地方财政状况逐步恶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甚至发生因"隐性债务"膨胀而导致地方财政破产的恶性事件。针对地方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2000年以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重建地方财政。这些措施包括:引入"财政健全化"指标体系,力图早期诊断和化解财政风险;改革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不足部分的补足方式,提高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减少中央政府担保,实行多元化融资形式;在地方政府会计核算中部分引入权责发生制,加强对存量资产的管理;推行"三位一体"财政体制改革,充实地方财政;推行市町村合并,强化地方自治体间的联合等。本文综合考虑中日两国在财政体制、政体、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提出中国地方财政风险问题的解决之道。     

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家族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较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部分抵减了其披露制约效应;在政府干预的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没有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审计意见不是商业银行授信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审计意见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表现在短期贷款上,对长期贷款没有影响,即商业银行在长期贷款授信时不关注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类型。     

"财政自利"与"财政立宪"研究

财政自利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一种必然现象。财政自利不仅可以发生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政府之间。唯有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立宪约束,才能从根本上制约政府的过分自利而损害社会或下级政府的行为发生。本文主要从依法建立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监督机制,实现纳税人对政府的有效约束以及依法建立政府间合理分权制衡机制等两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政府财政自利的约束和制衡。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行为协调研究——基于多维博弈视角

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中主要行为主体,即政府和企业的特点及利益目标。从微观行为主体视角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中政府推进转型和企业拒绝转型的利益冲突。采用多维博弈模型解释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中政府和企业两个主要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而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中的难题。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2005-2014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不同制度环境下该激励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及中介组织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结果表明,在我国制度环境落后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落后制度对企业创新的阻碍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从股票错误定价看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在传统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盈余管理造成的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当股价处于上升通道中时(即投资者看好投资前景时),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并且融资约束对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显著,但盈余操纵导致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不大;股指处于下降通道时,通过盈余操纵导致股价高估的公司,往往无法获得外部股权融资,只体现了更高的稳定股价和投资的意愿,因此,此类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结合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行为分析,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为赢得GDP增长竞赛,具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其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成为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有效措施,使之成为地区金融发展的有力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