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三个珠三角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工作环境、收入、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出发衡量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根据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区分两种就业流动形式——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分析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流动是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都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要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满意度,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流动。     

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逐渐呈现两种不同类型,即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本文利用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并且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内部收入差距高于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两种就业类型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人力资本、性别和城市等;在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禀赋差异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禀赋回报率差异.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Bertrand博弈分析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是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公平面临的重大挑战。文章通过建立城镇就业壁垒的三阶段Bertrand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就业壁垒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其就业需求函数和收入水平随之上升,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函数和收入水平则会有所下降;如果城镇就业部门对劳动技能设定一个最低下限的进入壁垒,则将造成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减少,而城镇劳动力的收入不受影响;如果城镇就业进入壁垒过大,将会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城镇部门就业,进而产生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后果。最后,文章提出在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着手,消除农民工的城镇就业壁垒,加快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定居决策

本文利用2008年珠三角九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其定居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工的归属感与工资收入、家庭教育、居住条件等显著正相关,与打工时间、年龄、收入缺口、是否存在劳动者权益侵犯等显著负相关。而农民工是否购买保险、是否加入工会、是否接受职业培训等不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及定居决策。这说明我国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工会制度、职业培训政策等并未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利益,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杭州下沙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生活状况受到社会各界的日益关注。本次研究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二元户籍的存在等方面是制约生活满意度提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主要从政府、企业、媒体三个不同职能部门出发,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及有关部门科学决策尽到绵薄之力。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与对策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工个体特征、迁移流向、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住房情况以及权益保障现况的基础上,认为二元分割体制、城乡利益羁绊、城市社会适应性、个体融入能力依然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作者从户籍制度、城乡配套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技能素质方面提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     

“半城镇化”的表现、危害及成因研究

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出现的“半城镇化”现象逐渐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问题使得城镇化进程停滞不前.“半城镇化”导致我国内需潜力无法有效激发、农村三留人口大量存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我国户籍二元体制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工进城后难融入是产生“半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表明,农民工城镇就业是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我国城镇化发展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表面是对城镇化趋势的背离,实则是城镇化新阶段的主动适应性调整,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和巩固我国实现更高城镇化水平的能力。应调整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长效机制,巩固持续城镇化所需的农业后盾。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与思考——以重庆涪陵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农村就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之路。城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因此,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现状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措施。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新疆农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报告

新疆农民工基本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强、生活节俭、法律意识日渐增强等优点。报告也指出了农民工在基本合法权益、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以期国家和社会对其予以关注。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农民工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了吗——基于上海市1 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农民工占用城市公共资源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部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农民工并没有大量占有或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因此，完善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农民工较公平、充分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 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杭州的调查

宅基地流转是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涉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转变等问题。目前进城农民工放弃宅基地现象较为普遍,引起学界关注,有关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日增,但是对于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差异分析并不多见。基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本文在杭州市城区浙江籍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SPSS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退出意愿。本文建议针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减弱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引导农民工退出旧宅基地。     

举家外出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 ——对在北京务工的500个农民工家庭的访谈数据分析

本文对目前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和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年开始的、每2年进行一次的、在京就业的500个“80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跟踪调查和入户访谈。在对2010年11月-2011年3月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因子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得出了制度上的限制、流动就业的类型和个人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